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高友工在普林斯顿大学上课。
普林斯顿下半旗，李耀宗摄。
2005年高友工(中）、江青（左）和母亲江巫惠淑（右）看完昆曲，在哥大校园门口。
高友工为江青《说爱莲》所作序言手稿
高友工在文化艺术浩海中扮演了许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间有时重叠、互补、借用。而挚诚的友爱和情谊是人世间求之不得，少之又少的异数，我很庆幸在人生漫长又坎坷的岁月中找到了贴心朋友——友工。
1972年，我去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独舞晚会演出，认识了高友工教授。当年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教舞，在东亚系任教的郑清茂教授得悉我要去普大演出，就兴奋地对我说：“保证你这次会遇到一位知音——高友工。”他还向我描绘这位英俊才子，平日里如何潇洒、幽默，授课之余酷爱表演艺术，尤其是精通芭蕾舞，在哈佛做研究生时就每天去上芭蕾课，还学玛莎·格兰姆现代舞……果不其然，从演出那天相识，直至今年10月29日他离世，他成了我此生良师益友，最贴心的朋友。
那年在普大麦卡锡剧场演出，白天在打灯光走台时高友工就眉开颜笑地来了，并关切地表示，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跟他讲。演出后，他一脸兴奋，内行地点评我的舞蹈，想了解我受训的过程。他的风度和谈吐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1973年，我正式搬往纽约定居，急需找工作。纽约大学舞蹈表演系主任史都华（Stuart Hodes）了解我迫在眉睫的需要后，为我在大学小剧场中安排了一场示范演出，并邀请了纽约舞蹈界的各方人马。高友工知道此事对我至关紧要，不声不响地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吴百益教授，邀请在《纽约时报》任舞蹈评论的安娜（Anna Kisselgoff）来看演出。事后我才知道是高友工贴心安排的结果。他和安娜也由此结缘，两人每当有机会在剧场或私人场合中见面，必会热烈地讨论舞蹈。当年在纽约大都会，我是个小学生，只能当个忠实的旁听者，慢慢学细细嚼，受益匪浅。
今年年初我七十寿宴时，安娜知道久违了的Eugene(高友工英文名）会出席，早就叮嘱我要安排她靠着Eugene坐，友工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但头脑仍然十分清晰敏捷，当晚，他们依然不改旧习，话题围着舞蹈团团转。
1973年秋天，我首次在纽约市会堂公演取得成功，顺水推舟地成立了“江青舞蹈团”。在筹划、安排节目期间，高友工当我的军师，给我增添了莫大的勇气和自信，使我在纽约舞台上迈出了第一步。
“舞蹈上要树立个人风格才能建好团”，是他在我舞团成立后一直苦口婆心反覆叮咛的一句话。他喜欢“纽约芭蕾舞团”形式感强、纯舞蹈的简约风格，向我介绍该团艺术总监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的舞蹈风格特点；品味高又是多面手的罗宾斯（Jerome Robbins）更是他的最爱，其中“Dance at a gathering”、“Goldberg Variation”和“Watermill”是他激赏津津乐道的作品。“Watermill”的创作是受日本能剧的启发，作品近于冥想，探索时间的变革和人生的轮回，动作极少、节奏缓慢但充满了张力。此剧男主角Edward Villella更使他如痴如醉，看得销魂。高友工喜欢分析，也喜欢谈观后感，从编排到演员技巧以至音乐选择，他都俨然是位不折不扣的内行，谈得深入简出，形容得惟妙惟肖，有时也不免提出尖刻的批评，使我这之前只知道欣赏古典芭蕾舞的人潜移默化，也渐渐看出了现代芭蕾的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