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可知,在漫漫的楷书史上,唐楷不仅使楷书定型,而且推出的六大家,为后世树起难以逾越的高峰,高峰的极顶则是颜柳。当今书法界的“去唐楷化”,使当代书法失去耸天的主峰,它就只能在层峦的峰腰游弋和徘徊,不仅失去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高度,而且失去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
书法界有一种说法,唐楷尤其是颜柳的楷书,法度过于森严,往往影响向行草的转化。这确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不过是技术的小问题。历史上的楷书大家也都是行草大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十七帖》是草书的经典范本;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号称“天下第二行书”;柳公权的《兰亭诗》也是行草的名篇……正因如此,历代主张学行草必先从学楷书入手。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云:“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在苏轼看来,行草由楷书衍生而成,楷书是根和基,不掌握楷书这个根基,怎么能掌握行草这些枝干呢?历史上书家的师承也可看到正楷与行草的转化。颜真卿以草圣张旭为师,曾两次辞官向张旭学习,最终却以登峰造极的楷书名世;颜真卿的得意弟子,竟是另一个草圣怀素。在颜真卿看来,张旭之所以能创作出飞扬奇丽、神奇莫测的狂草,楷书的深厚功底起了重要作用。此说对怀素震动甚大,他秉承张旭之笔法墨髓,师学颜真卿之创新精神,以楷法作草书功底,进一步将草书推拥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
唐楷之所以能成为楷书的顶峰和行草的根基,在于它具有艺术的完美性和法式的规范性。艺术的完美性表现在笔画的详备。篆隶楷的笔画特点是详备,而行草的笔画特点是简约。历来盛传的“永字八法”,是楷书丰富的笔画美的大致概括。其实,楷书远不止这八种形态,而是种类繁多;这八种笔画的每一种,也远不止一种形态,而是千变万化。正是楷书尤其是唐楷笔画的详备性,为行草笔画提供了雄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