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也节节攀升。用80克国产铜版纸印刷的对开低档挂历，1987年的平均价格为每本8元，1988年就涨到了11元，此后以每年增涨3元到4元，到1995年时已涨到了40元。用128克进口铜版纸印刷的高档挂历，在1995年的最高定价为288元。
挂历为出版社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利益。效益好的那几年，奚天鹰原来的日本玛米亚相机，换成了瑞士哈苏相机。他骄傲地回忆，当时浙江省各个出版社集资盖楼，需要200万元，“人美社第一个交齐了钱”。
挂历界当时有个说法，南有钱豫强，北有贾育平。座标北京的自由摄影师贾育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红火那段时间，一有新片拍就，立刻就有出版商想方设法拿到他的样稿，然后照猫画虎找来长相相近的演员，制作相同的服装，拍出一张相同造型的照片，拿去印刷。这是那个时代的“盗版”模式。
在贾育平的印象中，最红火的要算1993年。那年他一共拍摄了47本挂历，最贵的一本卖了3.8万元，一共挣了1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钱，大多数被他用来更新相机和镜头。京城摄影圈一度流传“贾育平家里有100多万的摄影器材”，便由此而来。
利益也催生了欲望。
当时，出版及销售挂历需要有新闻出版署核发的书号，搞不到书号的人便铤而走险。比如，1991年后，浙江义乌出现专门非法印制挂历的“挂历村”。盗印的渠道有很多，比如不经出版社允许，与印刷厂串通私自加印，或直接向别的印刷厂购买挂历版样印刷，一些实力较强的，还会自己拍摄一些着装暴露、尺度极大的女性照片，以扩大销路。
“那是个时尚疯狂增殖的年代，就像经济快速发展，美学也在大跃进，所以难免出现粗劣。”钱豫强说，“但我不愿意拍那种题材。”
果然，媒体上出现了对挂历美女审美的批评后，国家新闻出版署随后也推出规定：挂历中的女性“三点式”照片，必须在体育场馆范围内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