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谈《悲惨世界》呢？在我阅读的世界里有两座大山，一座是《悲惨世界》，一座是《战争与和平》，我一直很想去攀登。这两部作品太重大了，规模非常宏大！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对当代作品进行过度解释，很小很小的细节被赋予很多很多的意义。而对于古典的东西，或许因为它们结构复杂，于是我们便不谈，这样其实我们损失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必须来面对这两部巨作。当然在这两大工程之外，我还有个余兴节目，将来有时间我也要去分析的，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部侦探小说，她的小说我已经读了70%，统统读完可能也是一件蛮艰巨的事情！这就是我的阅读世界里的三件任务！
2012年10月份，当我把我手里的东西写完的时候，我决定给自己放假，一个“读书假”。几年来，特别是在那两三年里，我一直不停地写，几乎每天都在写，哪怕是在旅行的途中、飞机上、旅馆里，我都在写，好像有一种惯性，写到9月份，我就觉得应该暂时收尾了。这样不停地用着已有的东西，好像快用光了，应该去读些书！真要去读书的时候，我就非常兴奋，仿佛自己将面对一个很盛大的节日，非常愉悦！我觉得自己要开始过一段“好”日子了。从台湾海运回来的两箱书也到上海了。我觉得好有福气，可以生活在文字这么充盈的世界，可以有这么多书让我去读！当我一本一本地去读，基本是两天一本、一天一本，我觉得这近乎是一种“奢靡”！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沉迷在这样的快感里面？我忽然感到应该让这种快感抑制一下了，于是我搬出了《悲惨世界》。
其实，对于《悲惨世界》我做过很多的笔记，但当我决定真正要攻克这座堡垒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害怕。因为它是那样复杂，它的复杂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复杂！因为它的情节又是异常简单，它就可以简单到这样的程度，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的故事。所以我特别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它的情节不能铺得很开很开，拎起来就只有一句话。这样的作品虽然复杂，但它绝不是庞杂、杂芜的，它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是可以提纲挈领的。那么《悲惨世界》对我来说，它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也就是冉·阿让的苦行、苦修。”这个人的修行不是在宗教场所，而是在世俗的人间，这个“俗世”就是用“悲惨世界”来命名的。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但当我真正面对它，我却看到有那么多的材料、那么多的事件，我应该如何去铺排它？我如何去想象这样一位几百年前的作家，他是如何来安排他的故事、他的人物和这些不同的场景？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对“现实”的理解，雨果最后完成这部作品的时间应该是1862年，而他所写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831、1832这两年，与他写作的时间已经相差了三十年，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雨果是个不关心现实的作家。因此，我们应该将反映“现实”的尺度放宽，不要以为反映“现实”就必须是反映当下的、今天的现实，我觉得这应该有一个宽度，对“现实”最起码宽容到100年间。像雨果这样积极的、非常接近世俗的作家，所创作的《悲惨世界》，是写三十年前的，发生在1831、1832年的故事，背景则是法国大革命，1793年。这就是作家考量现实的耐心和定力。
还有一点，我想作一个解释。1994年我在复旦大学开了一门课，整个课程都用来说明我对小说的看法，我坦白我的观点至今未变，所以今天我解释《悲惨世界》，仍旧是以我当时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 小说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的，它不是为我们的现实画像，它是要创造一个主观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于是造成它的两难处境，因它所使用的材料却是现实的。这是因为小说世俗的性质，和诗歌、绘画都不一样，它在外部上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相仿的。如我这样的写实主义者看小说的方法和阅读的角度，一定有着自己非常主观的立场，因而我今天对于雨果这样一位浪漫派作家的解释可能完全是不对的，完全背离了他的初衷的，但今天我仍然要把我的阅读经验告诉给大家，或许能让大家多少受些启发。
我想，写实主义者有这样一个特征，他们生性对生活的外部有种迷恋，他们比较喜欢生活外部的细节、面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特别好看，生活的好看是因为合理，总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的，出于人的需要的存在，会给人一种非常有秩序的感觉。对我来讲要做的事情就非常简单，我要把好看的东西都猎取过来作我的材料，创造我的主观世界，这些材料非常精美，当然不是所有而是指其中的精华。所以我这样的写实主义者是很难脱离生活的现实去谈小说的，因为我们不能创造一个神怪的、离奇的故事，也不会塑造一个仙人、超人、侠客，我们的理想就是要写一个与你、我、他有着相似的表面却有着和你、我、他完全不相同的内容的人。
以上是我所作的解释，现在可切入正题了。
《悲惨世界》，雨果著，李玉民译
时间和空间
我刚才所提到的概括《悲惨世界》的一句话是： 一个人即冉·阿让的修炼过程，他修炼的场所就是在悲惨的人间。我将他苦修过程的时间和空间作一个介绍。
时间上是1831年和1832年，这是故事集中发生的时间，小说用整整一个章节谈这两年。在这之前的时间阶段有两个需要重视，其中一个是拿破仑的“百日政变”，我们熟悉的说法是“滑铁卢败北”，发生于1815年。雨果用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倒叙的方式： 1816年有个行客来到了乌古蒙，他在非常优美、宁静的农村田园风光里，走过一个农家院落，看见一个姑娘在干农活，姑娘边上放了一些农具，周围很安静，太阳非常好。他看到门上有坑坑洼洼的地方，村姑就告诉他，那是去年滑铁卢战争所留下的。这就像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要问朝廷事，请问砍柴人”，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在一年以后就归于了平静。然后他再回述当年战争的很多细节，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当时战争的神奇性。当时拿破仑打的这场战争，到了雨果笔下当然不会是真实和客观的，可以肯定有很多从他自己需要出发的虚构的地方。他描述这场战争的时候，特别强调细节，比如天气，下了一夜的雨，地比较泥泞，炮队就没有准时到达地点，这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但这些很小很小的变数在拿破仑绝对优势的战役里成了决定性的转折因素。他写得非常仔细，很有趣，他一节一节地写，又比如碰到了一个不成熟的向导，指错了路，还比如没有好好看地形，再是军情刺探得不够准确。总之都是非常小的并不足以影响整场战争的过失，结果却使战争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当雨果叙述完这场战争的时候，他说了这么几段话作结束： 这场战争即使没有这些变数的话，拿破仑他也要输的！他为什么要输？是上帝要他输，上帝是绝对不能让他赢的！为什么呢？因为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再也不是英雄的历史！因此，拿破仑的覆灭实际上是意味了一个民主的时代的崛起。好，拿破仑战败了，到滑铁卢为止，这个时代没有英雄了。
再次说明，我完全是以我的阅读方式叙述，不是按照作者写作小说的方式叙述。作者雨果的想法，已经无从推测了。
大作家就是这样，当他在叙述大的事件的时候，好像漫不经心地用了几笔，但这几笔就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什么伏笔呢？当战争打完、遍地横尸的时候，从远方走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显然是个无赖，这个无赖在战场上东看看、西看看，看尸体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佩带，这是一个趁火打劫的人。忽然，他看到在尸骨堆里有一只手，手上戴着一块金表。于是，他为了得到金表，就把这只手从尸堆里拖出来，拿走了这只金表。而他把这只手拖出来，倒在无意中办了一件好事。那个人本来是被尸体死死地压在底下的，被拖出来之后，呼吸了新鲜的空气，忽然清醒过来。军官很感激这个人，就问：“你是谁？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那个盗表的无赖说他叫“德纳第”。从此，军官就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在这个战役中这件事情是非常微小的，它不是一个显笔。可事实上，这里已经有两个人物出场了。一个是德纳第，他在芳汀的女儿珂赛特和冉·阿让的生活命运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是一个小旅馆的店主；还有一个人是彭迈西——珂赛特的恋人，马吕斯的父亲。在介绍大背景中，不经意间出场了两个人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手笔。当我们写小说的时候，或者是完全撇开我们的故事写背景，尽管写得波澜壮阔，但我们的人物是介入不进去的；或者就是让我们的人物孤立地担任角色，然后你就很难把他们与重要背景调和了，而雨果就是能够这样漫不经心地让人物从容显现于背景中。
雨果写滑铁卢败北是为写1831年和1832年作准备，我觉得他是为了写一个巴黎民众的狂欢节，这个狂欢节需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没有英雄了，民众起来了，这是走向1831年和1832年的重要一节。
插入一下，雨果对民众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矛盾心情，在他的小说中，民众都是一个歌舞的背景，都担任了一种大型歌舞的群众角色，非常欢腾、非常鲜活，可是同时民众身上又有非常糟糕的弱点，最后都要有一个神出现，把民众给领导起来，这就是雨果浪漫主义的体现。
拿破仑滑铁卢败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