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诗书修养的文士举行雅集聚会,共同投入到吟诗、勘书、赏画、抚琴、弄棋等清雅活动中去,无疑是怡情养性的一大乐事。
汉末建安七子为首的文士们在邺下聚会,云游宴饮,诗酒酬唱,留下“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雅谈,首开雅集先河。西晋时期,石崇建金谷别墅,集左思、潘岳等二十四人为诗社,史称“金谷二十四友”。他们在别墅园林中宴酒赋诗,将所作诗文集结为《金谷诗序》,成就了文人雅集一大盛举。时至东晋,兰亭雅集旷古烁今,王羲之《兰亭集序》流传千古,文士们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风雅之戏,成为后世雅集的效仿典范。之后历代各朝,乃至民国时下,后代文雅之士不断仿效,再现与追忆着心中的兰亭盛事。
(明)王绂 山亭文会图 纸本设色纵219厘米 横87.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人已逝,雅集消散,如何追寻当年明月、彼时清风?除去文字记载,流传至今的雅集图画亦是我们探寻古人踪影的绝好途径。作为一名可与王羲之、白居易、苏轼、顾瑛等名士相交谈笑的鸿儒雅士,除去才学与酒量,才情专长也必不可少。这些雅集画作描绘了丰富的细节,焚香、弄琴、品茗、赏花……一方面可以激发诗赋灵感,让在场文士愈发才思敏捷,丰富聚会内容,衬托诗书之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文人们的时尚雅好与欣赏品位。
馨芳灵芬——香
中国焚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诗经》中周人升烟以祭天的记载。“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洁,三代享,首惟馨之荐,而沉水、薰陆无闻也。”后经汉武帝的大力推广,让焚香之事从香祭转为生活日用,从宫廷传入民间。随着汉代疆域的开拓,香料从南海、西域传入中原,加之当时道仙盛行,谶纬颇兴,香事由此兴盛,香具则应运而生。但由于本土出产极少而价格高昂,此时香还多限于皇家贵族使用。隋唐之后,随着疆域扩大带来的南香大量涌入,香不再是难以企及的奢侈品,焚香成为广大民众的普遍喜好。
至宋代,乃至明清,燕居焚香已成为文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焚香和烹茶、插花、挂画一起被称为文人的“四艺”。朱熹称:“灵芬一点静还通。”文徵明言:“书几薰炉静养神。”屠隆在《考槃馀事》中更将用香之情境娓娓道来:
“香之为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隐,坐语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悦神。四更残月,兴味萧骚,焚之可以畅怀舒啸。晴窗拓帖,挥麈闲吟,篝灯夜读,焚以远辟睡魔,谓古伴月可也。红袖在侧,秘语谈私,执手拥炉,焚以薰心热意,谓古助情可也。坐雨闭窗,午睡初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一炉初热,香霭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弦戛指,长啸空楼,苍山极目,未残炉热,香雾隐隐绕帘,又可祛邪辟秽。随其所适,无施不可。”
可见,文人在书房中薰香一炉,在暗香萦绕中或拓帖,或闲吟,或夜读,或小憩,再伴以幽幽琴曲、脉脉香茗,那便是可以沉醉不醒之所在。
(清)姚文瀚 仿宋人勘书图 纸本设色纵50.2厘米 横42.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香事之兴亦带来香具之兴。香炉、香瓶、香盒、香勺、香铲、香箸等,愈加细分,不一而足。香炉是其中最不可取代的香具,按照器形又可分为多种,以博山炉、三足鼎式香炉等最为著名。
博山炉盛于汉晋时期,《考古图》中记载:“香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因其炉体呈豆形,上盖高而尖,镂空为多重山形,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故而命名。焚香时,以炭火将香炉内的香饼或香丸引燃,烟气便自炉盖镂空的山形中飘散而出。袅袅青烟,正如李白《杨叛儿》诗中所云:“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不但香气四溢,更给人带来仙气缭绕般的迷人意境,即刻成为宫廷贵族生活中的时尚。后来文人高士在案头焚香时亦多摆设博山炉。除博山炉外,三足鼎式铜香炉则更为普及。明代流行的宣德炉,造型古雅,铜质温润,一时成为人们争逐的妙物。
(宋)十八学士图(局部) 绢本设色纵28厘米 横437.0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