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平
近年的国剧市场,都市、古装与历史基本构成三足鼎立的主流类型格局。在日渐强势的消费文化影响下,偶像剧元素的深度介入正不可避免地破坏着这些题材自身的存在意义——“正”剧鲜见,电视剧正不断显现其作为工业产品的相似性。对于历史剧,这类取向更令人感到遗憾:面对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本该以审视与反思见长的历史剧正在消解其自身的严肃性。虽然战争题材依旧是中国历史剧中一类丰富而重要的取材,这些年也不乏诸如《北平无战事》这类史观正确、共鸣强烈的优质之作,但这种力量仍然是有限的——相比流行文化浸润下的通俗剧,战争题材深沉的历史品格与厚重的审美话语究竟该如何保有自己的独特性,仍是一个时代性的严肃命题。
在这一点上,电视剧《三八线》的播出表现出一种进步: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侧面探讨抗美援朝这段关乎中国独特战争历史的作品不在少数,时隔10多年后出现的该剧,在对这段历史直接而有力的平视中,折射出的是新时期电视剧建构史观的一种文化自信;另一方面,电视剧对战争史诗的刻画,除了借助题材自带的光环以唤起观众的认同感外,《三八线》对历史本质逻辑的观照及其对战争中“人”的关切,有着更广泛的移情能力。
无论何种题材的电视剧都是“人”的艺术,《三八线》对于抗美援朝这段战争历史的审视,也是从“人”开始,以“人”落幕的。该剧以1950年鸭绿江边的渔民遭到美军战斗机轰炸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一群热血青年参军奔赴朝鲜、保家卫国的故事。剧中的人物群像刻画,烙印着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从旧社会农民转向新时代军人的心路历程,这是得以回归客观历史逻辑的现实认同基础;而置身群像中的每一个鲜活个体,又有着独一无二的异质审美,以剧中两位主人公李长顺与张金旺为代表,从一介草莽的乖张与莽撞,到面对残酷战争的隐忍与决绝,在戏剧性的男性气质嬗变中塑造出眼下荧屏“男人戏”中所稀缺的硬朗与血性。
将历史的变迁缩影在人的叙事之中,这既是电视剧拆解历史题材更为聪明的一种话语策略,也是该剧书写战争史诗所采纳的另一种微观视角——大格局的动荡固然震撼,小格局的细腻也让人走心,这或许成为《三八线》之所以能在严肃题材中做得“好看”且“耐看”的基础。首集中,李长顺的兄长正在鸭绿江和平劳动,越界展开轰炸的美军投下炸弹致使他们意外身亡。这既赋予了李长顺参军的充足动机,也令其具有了人物性格转变的逻辑基础,同时,人物的“冲力”也解构出了这一历史语境下中国参战的必然性与正当性。在战争以外,剧中兄弟情义的坚实、儿女情长的牵挂,都是人物合理性的构成。发轫于“仇”、着眼于“情”、落脚于“义”——参军不为张显男子气概,“保家”“卫国”亦是势在必行,这样的压力作用在剧作之上,形成该剧讲述历史强有力的驱动。
除了人文书写外,《三八线》对于抗美援朝这一宏大历史事件的再现也尽可能做到了完整而有新意的一种审视。该剧立足于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于新中国的意义,一方面力图呈现“立国之战”的伟大性;另一方面强化“保家卫国”的现实性。中国在抗美援朝后成为世界首个摆脱“雅尔塔体系”的国家,并顺利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因而,剧集建立在准确史观和中国立场的基础上,构建了直面战争的史诗品格与审美格调——这是一种毫无冗余感的“宏大”,几条情节线上的元素铺展都能够逻辑自洽且不具备破坏性:无论是中方的战争和国人的情感,抑或韩方的复杂心态和命运牵动,甚至是作为敌方的美军,都能够得以审慎地全面展现。
相比早年间诸如《上甘岭》等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三八线》所再度讲述的这段战争史诗,不再仅仅停留在骁勇善战、势如破竹的场景神话,而是进一步透视出战争历史的复杂肌理——除了英雄与胜利,还有伤害和破坏。《三八线》的最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用生命代价换取的“新时代”,或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和平”一词更为丰富而厚重的意义读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