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枕头人》剧照
话剧《大先生》剧照
电视剧《血色沉香》剧照
电视剧《芈月传》剧照
《青云志》
《我不是潘金莲》
7月北京的午后，太阳的灼热几乎要把柏油马路烤到熔化，即便是在拥有中央空调的酒店里，也鲜有恣意享受清凉的闲人。这里刚刚云集了京城娱乐媒体的半壁江山，参加冯小刚最新影片《我不是潘金莲》的发布会。
活动结束后，新京报记者随着主演之一的赵立新回到他的休息间。刚一打开门，悠扬的音乐声就立刻平复了浮躁的心情。赵立新随手把西装外套脱下，松了松衬衫领子，礼貌地邀请记者入座。
很多人认识赵立新，是因为他在热播电视剧《芈月传》里饰演的张仪太过出彩，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实我在里面只有80场戏，在一部81集的电视剧里这个人物第55集时就死了，戏份并不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戏份不多的角色，却让看过电视剧的观众深深记住了他。其实在张仪之前，赵立新不但出演过很多角色，还曾当过副导演、写过剧本，刚回国的时候，他曾经在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任教。而再往前追溯，他曾是瑞典国家话剧院的一名话剧演员。
少年时期
文艺到不食人间烟火
赵立新出生在“文革”年代，“我祖籍是山东人，父亲最早在湖北武汉当兵”，退伍转业之后父亲被分到了新华书店当领导，赵立新也算因此得福，接触到了大量的书籍。“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网络发达，想看什么网上一订就来了，那时好多书都没有，我算是还能蹭点内部的光，能看到很多所谓的‘禁书’。有个暑假，我还去打了个暑期工，搬书挣了13块钱。不过，我应该是最偷懒的搬书工，因为搬着搬着就看上了。”这段时期的经历在赵立新眼中，算是他在文学方面启蒙很重要的时期。
也正因此，他说自己曾是个“特别文艺”的人，大概从初中开始，“徐志摩、新月派、婉约派，然后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朦胧诗派，北岛、舒婷、海子等一批诗人对我的冲击很大。高中时，开始陶醉自己的声音。那个时候，还谈不上接触戏剧，只是喜欢把莎士比亚里面特别华彩的段落背下来，然后录着自己听，学校的一些演出也会经常找我去朗诵，就演点小戏，觉得很好玩，站在舞台上，灯一亮，下面乌压压一片人，我就特开心。”赵立新评价自己的少年时期，基本上已经文艺得不接地气了，完全是不食人间烟火。
而问到当初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的动机，赵立新说很简单，“因为中央戏剧学院是一类大学，文化课的要求要比北大、清华容易。其实当时我不太了解这个学校是干吗的，开始还以为是学唱戏的。加上我当时的班主任是个英语老师，很洋范儿，她推荐我说可以去试试。给了我专门的假去参加专业考试。”结果，赵立新同时考上了中戏、上戏和广播学院。但他只能三选其一，最后用扔钢镚的方式，选择了中戏。
留学俄罗斯
从天之骄子变成白痴
最开始，赵立新考上的是中戏的戏剧文学系，因为突出的表现，他成为学校第一个跨系转到导演系的学生。大二结束时，导演系要派一个人去俄罗斯深造，赵立新再次被选中。
“从年龄上来说，那几年就像海绵一样，是最能吸收东西的年纪，从成长经历来说，是人生观建立最重要的阶段，所以我挺庆幸建立人生观的阶段是在俄罗斯度过的。”语言天赋是赵立新一直引以为豪的能力之一，“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模仿各种地方方言，外语是同理。”而就是这么一个喜欢语言的人，“最开始对俄语的抵触情绪很大，我是个学习语言讨厌严谨的人，太精密的语法我接受不了，但俄语恰好是一门语法极其细腻的语言，比如‘我’在俄语里有6个不同的说法，你用错对方就听不懂。当地人又特执拗，不会也不讲英语。”
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考入中戏的赵立新，到了俄罗斯“成了白痴”。这种心理落差，让他产生了抵触情绪，最严重时甚至装病不去上课。“其实肩上的压力很大，我被派到这里求学，如果语言通不过，连考俄罗斯戏剧或影视专业大学的机会都没有，要被送回国，那就丢人丢大了。”
不服输的个性不时敲打着赵立新，也正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位个人魅力极强的俄语老师。很快，赵立新的俄语有了飞速的进步。到俄罗斯的第二年，因为俄语的纯正，他被误认为是领养的孩子，毕业时很多人以为他娶了俄罗斯老婆。过了语言关，又顺利通过俄罗斯专业院校的三试，“被送回去”这个大秤砣，终于可以卸下了。
游历瑞典
靠一部戏奠定江湖地位
赵立新在俄罗斯学的是故事片导演，“为了拍作业，去了北欧，这个过程中，我对瑞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里诞生了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诞生了戏剧大师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诞生了诺贝尔。”
被波罗的海隔开的北欧大陆魔力般地吸引着赵立新。“它没有欧洲大陆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活分，有点轴，但是这恰好成就了民族特色。在那个地方特别容易出哲学家、艺术家，因为那里半年都是冬天、大雪，昼特别短、夜特别长，所以老逼着你去思考，这些都特别顺文艺青年的口儿。”
也正因此，赵立新决定留下来，而这一待就是12年。那个时候，一个朋友推荐他去当地的一家私人剧院应聘，他顺利地进入了这家剧院。一年之后，赵立新碰到了对他意义重大的一部戏——这部戏让他在北欧的戏剧舞台上跨了一步，也让他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跨了一大步。“因为这部戏，我进了瑞典国家话剧院，也是因为这部戏，瑞典国家话剧院跟我续了五年合同。”这部戏就是《塞莱斯蒂娜》。
当时瑞典国家话剧院已经排练了五个月的《塞莱斯蒂娜》，但艺术总监兼导演非常看重赵立新，为他破例在剧中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因为最开始语言不行，达不到在舞台上演戏的水平，他就给我设计了一个默角，没有一句话，但是一直在舞台上。”
半年之后，这个戏复排，赵立新变成了男一号。“那六个月的压力很大。很多人会觉得你是哪来的，中国人应该去开饭馆，干吗来这里和我们抢饭碗。而这部戏算是奠定了我的江湖地位，让大家觉得这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人我们认了。”赵立新自己调侃道。
选择回国
却在舞台上碰了一头包
日子精彩而平稳地过着，直到赵立新遇到了现在的夫人。“我夫人是北京人，当时被派到瑞典工作，也兼职做剧本翻译。当年的斯德哥尔摩国际独白剧戏剧邀请展邀请全世界15个国家参加，也想邀请中国人，然后有人推荐了我，让我用双语参加演出，其中中文的剧本就是我的夫人翻译的。”
在瑞典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赵立新接到中戏的邀请，“当时中戏说你回来就给我们做点贡献吧。于是我就一脑门子扎进中戏教了六年书，后来又在传媒大学教了三年。”刚回来的第一年，赵立新觉得自己是堂吉诃德，可以战胜风车，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他教过的学生都知道，他是全校最个色的老师。他把教学大纲都给抛开了，这是他跟学校谈的条件，不能拿这个限制他，最后拿呈现的结果来做判断。所以他一直走的是天马行空的一条教育路线。
不过，回国就开始接触国内话剧舞台的赵立新，却碰了一脑袋包。“我们以前做的戏剧都是要触及灵魂的。国内感觉成了足疗保健了，挠挠，笑一笑就过了。这不是戏剧，这是相声、二人转。戏剧就是要跟你探讨我们的生活怎么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都有问题，也有成就，但是问题和成就会打架，我们会困惑，有些困惑是无法诉说的，有些困惑要自我消化，消化不了就会打破平衡。而戏剧的观与演就是一种形式的诉说，是观众和大师之间的交流，从某种程度上，戏剧是高级的心理医师。而且优秀的戏剧一定是提炼了众生百态之中最典型的、最有味道的，让你去琢磨滋味的。”
于是，赵立新开始不适应，非常的不适应，“我开始尝试进入影视圈，做编剧、导演、演戏。”赵立新告诉自己，回来了就不能“非主流”，“要是想非主流我就不回来了，什么是主流？那就是影视。在影视里什么是主流？那就是混得好，我又没有背景，就靠着一身技艺让别人去认可你。”
弃笔从演
只有演戏才是最单纯的
赵立新承认自己在艺术上控制欲强，在中国当编剧，遇到强势的投资方、导演、演员都会把剧本改得面目全非，“但还好，我一直碰到贵人，遇到的都是爱护我的导演。”
有一年，赵立新拍了一部独立大戏，他既是主演，又参与了编剧，还有很多有名的演员参演。“之前我是编剧，执镜导演，不在风口浪尖，但是当你在主演这个位置上，就会出现很多冲突，这个冲突在那部戏被放到最大。那部戏后，我就闭门不出，在家待了半年。这期间我开始思考以后我要干什么，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说，赵老师你为什么不去彻底演戏，演戏最单纯了。我开始还心有不甘，先去舞台上演了两部话剧，苏联的《长椅》和瑞典的《婚姻风景》，在上海和北京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后又参演了电视剧《血色沉香》的拍摄，里面有一个很复杂很纠结的人物，这种我很喜欢的角色，一演就停不下来。”
圈中都流传着赵立新对于剧本和接戏要求非常严格。这给他带来了很多忧喜参半的体验。“我后来发现，往往我看重的一些作品，可能没有很好的市场反应，不过我觉得这也很正常。所以我开始挑中间的，安慰一下自己，适应一下市场。它不能太烂，它小小的烂一点，就像桃和苹果，烂一点点的总是最甜的，所以烂的部分忽略不计，吃甜的部分就好了。”
赵立新慢慢找着这样的平衡点，他说他最佩服郑晓龙导演。“《芈月传》是市场上比较有追求的一个作品，郑晓龙导演是一个有艺术追求的人，他没有向市场卑躬屈膝。既然要在主流的舞台上长袖善舞，就要接受这个市场的规则，进到市场了才能去实现自己的追求。尤其你不能忽略，在今天这个年轻人都快不适应的时代，他还能保有自己的初心，让优秀的演员通过他的作品得到市场的认知。”
《青云志》
最“怕”小鲜肉有演技
赵立新出演的《青云志》中云集了各种鲜肉，问到如何看待观众对小鲜肉演技的质疑，赵立新有着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质疑不质疑没有任何意义，质疑影响了什么？影响收视率吗？影响他们的成长吗？都不影响。”“那你会介意同剧的演员演技差吗？”“前些年会有，但现在觉得就应该这样，如果他们演技都上来，我们还有饭吃吗？人家都有颜值了！”
《我不是潘金莲》
靠“湘普”赢得角色
而另一部新戏，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中，赵立新饰演一个很接地气的政府官员。冯小刚最初见到赵立新说：“你这一点都不像政府官员啊，整个一个留洋的。”
等到赵立新化完妆往那一站，张嘴一口“湘普”湖南普通话，“哎哟！就是，就是他，嗨。”冯导一句话，就这样定下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坤玉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