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代史领域,我并不特别熟悉,故于所谓“制造汉武帝”公案,我原先的重点,只放在司马光是否“重构”了汉武帝的问题,这有关人物的形象建构,属于史学史范畴。近时陆续检毕桓宽的《盐铁论》,想再讨论一下武帝晚年是否改变了政治路线的问题,这有关现实的政治观念与行为,就属于汉代史范畴了。
辛德勇、杨勇两先生都极力强调,由汉昭帝时盐铁会议(不如说是辩论会)的举行及其内容来看,武帝去世前后并不存在政策转向。辛先生更断言:“在御史大夫桑弘羊和那些文学贤良的话语里,却一点儿也看不到汉武帝在晚年有过大幅度调整其政治取向使之转而‘守文’的迹象。”但我读《盐铁论》的感觉却非如此。
盐铁会议以当政的“大夫”(桑弘羊)、“丞相史”为一方,以民间儒生“文学”“贤良”为一方,双方所争的焦点,简单说,在于以盐铁专卖为中心的国家干预政策是否应当继续。其时汉武帝去世六年,积威尚在,可以想象,双方都得打着“先帝”的招牌表达政见;当权派固然以继承武帝遗业自居,反对派有霍光在背后撑腰,激烈地反对武帝的旧政策,但言辞之下,也不太敢于正面批评武帝。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且看看反对派到底说过些什么。
《地广第十六》记录了“文学”的话:“故群臣论或欲田轮台,明主不许,以为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故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公卿宜承意,请减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这当然是指汉武帝否决屯田轮台一事了。从上下文看,至少在儒家反对派看来,武帝下轮台诏,就意味着转而采取宽松的社会经济政策,绝非仅限于军事领域;所谓“公卿宜承意”,等于说“公卿未承意”,想来是暗斥桑弘羊等当政者不执行汉武帝的遗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