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谚有云：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这是对往昔民间节令风俗的鲜活展现，更是国人对春节深刻的民俗记忆。在清代，春节对于高居九重的帝王而言，同样也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些杂糅着礼制思想和等级色彩的独特“年俗”，它们既是习俗被政治捆绑后的产物，也是天子食“人间烟火”的真实写照。
腊月到，人忙年
清代统御中原的历史虽然是从公元1644年开始算起的，但对于满族人而言，“过年”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很远。至少在盛唐时代的渤海国，满族的先世靺鞨人便已经开始庆祝新年，《渤海国记》载：“官民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相随，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曰：‘踏锤。’”在女真人第一次进入中原的金代，元旦（正月初一）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举国隆重庆祝。
对于清代的宫廷而言，与辞旧迎新有关的种种庆典活动往往要延续50余天，即从当年的阴历腊月初一至第二年的正月二十。虽然这50多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假期，朝廷各衙门和官员们也都要正常运作，但生活的重心渐渐转向新年，人们也渐渐沉浸到节日的喜悦之中。当然，这种“忙”并不是始终持续的，大体上主要集中在腊月初一至初八、腊月二十至正月初三和正月十三至元宵节三个时间段内，由腊月初一的“开笔书福”仪式开始，正月十九的“筵九”茶话会告终。腊月初一开始的祈福、辞旧仪式可谓是清代宫廷的“春节序曲”。
皇帝也发“红包”
腊月，即是旧历的十二月，也被雅称为“涂月”或“嘉平月”，人们习惯于在这年终岁尾的时刻驱避邪魔、祈望吉祥，为繁忙的一年画上圆满的句号。清代的皇帝们选择在这个时节以亲笔书写的福字作为春节“红包”，分发给那些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们。如曾做过和硕礼亲王的昭琏在《啸亭杂录》中所记载的：“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官，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皆遍赐之。翌日，上御乾清宫西暧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
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位皇帝在腊月书写的福字
在腊月初一“开笔赐福”的习惯始于康熙皇帝，并被雍正皇帝所沿袭，最终于乾隆年间渐成定例。据传，后世帝王“书福”时所用的毛笔，便是康熙皇帝的传世之物，这只笔的笔端镌有“赐福苍生”四字，用来写福字的纸张也都是绘有金云龙的宫绢，华丽异常。事实上，康熙年间每年只有十几个人能够“抢”到这份由皇帝亲自发放的“红包”，雍正时，赏赐范围扩大到外地督抚。受赏名单一旦确定，会有专人负责通知到本人，并在“赐福”这天齐集殿外，皇帝每写一张，便引一人至御案前 “叩首恭受”。不能亲自到场的，则派专人递送，并且会额外加赏一分鹿肉，以取“福禄”双全的彩头。
既然是“凡内廷王公大皆遍赐之”，数量之大可见一斑，要求皇帝在一天之内写完难免有强人所难之嫌，因此实际上赐福字的活动是贯穿于整个腊月的。但每年写下的第一个福字，照例要悬挂到乾清宫正殿，接下来是19幅用于其他宫殿张贴的福字，然后才是依次赐予皇子、藩王、大学士、部院尚书以及各省督抚等臣工的。还有一些经常行走于皇帝身边，品级又较低的翰林、侍卫们，自然也不能亏待，只不过赐予他们的是事先刻在石碑上的御笔福字“副本”，即所谓“双钩福字”。
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所制宫绢
对于臣子们而言，能够得到皇帝亲笔书写的福字当然被认为是一种殊荣，乾隆年间在朝为官三十一年的尚书王际华，便曾因得到过24张福字而将家中的中堂命名为“二十四福堂”，得意至极，溢于言表。想来一方福字，皇帝所耗费的也无非是些笔、墨、绢纸，却能给天下人一种君臣间“有福同享”的和合意境，确实是一件既经济又风雅的事情。
“冰嬉降观待，鞠劳行赏酬”
如果说尺寸之间的福字从文治的角度诠释了清代的帝王之术，那么每年“开笔书福”典礼后的校阅八旗冰戏活动，则可以理解为统治者对军事武备的重视。冰戏也称冰嬉，它本是生活在严寒地区的满族先世喜闻乐见的冬季体育活动，在清代被规定为军训练习项目之一，统称为“跑冰”。不过时间一长，军事训练的色彩逐渐淡薄，冰上项目的游艺性慢慢突现出来。
皇帝观冰嬉时所乘坐的“冰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