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苏童
“故乡”的“乡”还是“乡土”的“乡”？
苏童：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在农村长大，写作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而我是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人，但恰好，他们不谈乡土，我很想谈。
首先我们看看“乡土”这个词，这个组合非常容易拆解，按照我们的习惯来说所谓的乡土应该是“乡村”与“土”，这确实也没有错，所谓的乡村与土地不仅在欧美文学史，也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中，始终是作家们所依靠的最主流的创作题材。
即使是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他的杂文当中你看不见一个所谓的乡土，但是在他的所有小说当中你都能看见绍兴。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史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乡土是滋养一个作家最大的粮仓，你从哪里出生，然后以文字反哺做一次无论是精神的还乡还是文字的还乡，来完成很多作家一生的创作。
所以乡土在作家的创作当中你回头看一下吓一跳，它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词汇。比如莫言，虽然他写得汪洋恣肆，不按常规出牌，但如果没高密的东北乡，莫言还存在吗？贾平凹如果不写陕南地区，他存在吗？乡土文学当中的乡可以是乡村，但是同时我始终认为在今天从文学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对应的呼应关系来看，必须要重新认识乡土文学当中的“乡”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我现在比较倾向于把“乡土文学”中的“乡”完全改成“故乡”，而不是“乡村”。
现在就是一个大迁徙的时代，我自己的祖上也是迁徙的产物，我成为一个苏州人，其实是我父母那一代的一次迁徙。我从小到大特别奇怪自己的身份，苏州那个地方很排外，苏州人认为所有不说苏州话和上海话的人都是外地人。说外地话的人当中又分三六九等，说苏北话的是最被人瞧不起的，苏北代表着穷、没文化、没教养，问题就来了，我的故乡是哪呢？
我的故乡是处于苏南与苏北之间，大家知道江苏以长江为界，我的老家恰好是长江中心的一个岛，所以我非常自豪地说我不是苏北人，我是扬中人，我从小就在为自己的籍贯、为自己的故乡在辩驳。人对故乡通常人都有的某种自豪感，我没有，我是躲躲藏藏的，就是因为地域方面的歧视。
回过头来说，在一个频繁迁徙、人口流动的社会，故乡、故土对每个人的意义其实是会不停地随着时间而流失，每个人都在发生位移，这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在今天，农耕文明的浪漫恐怕并不能支撑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一条耕牛，一个老头，夕阳落山，所谓的传统的乡村的美学概念已经完全不能支撑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说不能支撑他所需要的文学的所有内容，所以必须要重新定位。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写作资源。每个人对于乡土的概念其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回望的姿态，那个姿态有时候会爆发出非常煽情的、非常浪漫的诸如“啊，故乡”之类东西，但是故乡现在对很多人来说，它在生活当中其实已经不具备多少意义，每个人都是在抛离、逃离的过程中，90%的人都在逃离自己故乡的路上或者已经进入城市，所以现在对于乡土、故乡这个词，每个人所有应抱的姿态是回想，那片土地的清香和城市里的油烟、雾霾真的构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冲突，但这个冲突是被目前的生活掩盖的，它显得非常纤弱、非常微小，在哪里还存在，在哪里还可以挽留这样一个冲突，恰好是文学、写作。
在这个时代，我倾向于用这样的概念和姿态来认定一个作家与乡土的关系，那就是我在哪儿，乡土就在哪儿，它不是一个回望的姿势，不是一个站在几千里之外产生的某种情感能量。
“乡愁”必然具有美感吗？
谢有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写作的根据地。其实每个人写作都要找到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这个写作的根据地多数的时候，就是和自己的故乡有关系。很多作家都有一种故乡情结，这个故乡不一定是偏远的乡村，而是自己有记忆的地方。有一个作家说作家写作的母体在20岁以前就形成了，他一生就在回忆20岁以前的样子。很多作家对自己的故乡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比如莫言说自己的故乡是血地，每个人都有一种类似于血地一样的情感，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根据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包括苏童的香椿树街、枫杨树故乡，史铁生的“地坛”，这都是他们的精神故乡，对他精神的成长和塑造起着绝对性作用的地方。
一个作家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的风格才开始形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曾经听莫言说他看《喧哗与骚动》，他读到一句话，我一生都在写像我一张邮票大小一样的故乡，他看到这句话就跳起来写了“高密东北乡”五个字。他没想到这五个字会写进世界文学的版图，正是因为高密东北乡这几个字的刺激，让莫言突然觉得自己的想象力，所有的写作都有了一个发力、想象的原始根据地，这是非常重要的例证。苏童的“乡”一方面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故乡，另外一方面也是精神意义上的某个原乡，还要加上作家所虚构和创造的故乡。很多时候作家的写作要走得远，飞得高，不要动不动就写家族古代史，很多时候从一个很小的角度进入也能创造属于自己广阔的世界。
苏童：说到乡土，还有一个热门词汇叫“乡愁”，所谓的乡愁这个词一定是存在于人们的情感生活当中的，事实上我扪心自问，这个词从美学意义来说，它带来的全是美好的吗？“乡愁”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受到考验的词，它的美学意义、它的美学色彩是不是像余光中先生说的？余光中式的乡愁就是余光中的乡愁，它可能不代表今天一大批在城市里打工的民工，也不代表很多在路上、奔走在异乡打拼的人，你跟他们提乡愁，觉得太虚假，所以这个词有时候分量很轻，有时候分量很重，看如何表达。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什么有些畸形？
苏童：我从1989年开始写《妻妾成群》，从此之后我没想到与女性纠缠了这么多年，对我来说当时我要写一部与女主人公有关的故事。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写作一段时间会思考，自己梳理自己的写作，看它的意义何在，如果它有意义，我会继续干下去，当我怀疑写作意义时，我会梳理清楚，恰恰写《妻妾成群》时，是完成了一段梳理，我想做一次改变，以后开始讲故事，恰好选择的是一夫多妻的传统中国式故事，我想做这个尝试。没想到反应那么大，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莫名其妙的信件，他们说你的故事打动了我，我当时的感觉是“真的吗？”因为那是我的一次写作实践，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天生对女性心理是了解的，我也从来不认为我塑造的这个女性形象是人类的普遍形象，只是我要写这四个女人在男权社会里面所谓的自尊自爱，被压迫得支离破碎，只能互相斗，除了大太太是很虚伪的，我的笔墨很少，颂莲一步一步在变，但最后她疯了。从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为她代表着我对身边女性的看法，她肯定不代表我对我母亲、太太、我女儿的看法，但是她代表我在小说故事当中那个女性是什么样的，如果她天生是那个样子，我并不认为我要让她好一点，如果好一点，就假一点，我情愿更真实一点，我有时候会冒犯女人，有的人很欣赏，说你真了解女人，我只能说“不敢”，但也有人问我，苏童你怎么可以这样看我们女人呢？我说我没有这样看女人，这是在小说当中写了这样一个女人，这是两件事情。
谢有顺：小说中人物的看法或者人物的形象不等于是作家真实的看法，这是两个概念，好比莫言写《檀香刑》，读者很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莫言太冷酷了，他花那么多篇幅写酷刑，莫言说是这个刽子手没有人性，不是我没有人性。
写作过程中遇到挫折怎么办？
苏童：我大学时也投了很多稿，但是老被退稿。我那时候看期刊有一个目的，还真不是抱着学习的目的去看期刊，我就看哪个比我差，所以我经常会发现一些比我差的，我回到宿舍就跟同学发牢骚“写成那样子还发头条”，我不比他差吧。我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人大出版社的编辑，他毕竟是编辑家庭出身，他对待这个问题很冷静，他不好打击我，也不好说很难听的话，他说，我跟你说，你爱听不听，你现在别跟我们埋怨，别跟我们发牢骚。他说，你一定要写到别人挡不住，那才能成功。“挡不住”就是要修，要练，从某种意义上他给了我一个创作上正确的三观，我觉得就不要去埋怨了，就努力去写吧。
中国作家苏童和批评家谢有顺日前出席南方文学周，进行了一场以《文学中的“乡土中国”》为主题的对谈。南方文学周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人民文学》等联合发起主办，迄今已经举办三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