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何种形式宣传、动员、组织民众投入抗战，广大妇女干部在具体实践中寻找着答案。有的进村入户，深入群众，帮老百姓推碾、做饭、抱孩子、调节家庭纠纷，用朴实的作风赢得了妇女的信任，在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中进行民族抗战和个人解放的宣传；有的利用地方习惯组织起姐妹会、妈妈团、缝衣队、慰劳队、妇女会、妇女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各种妇女团体开展动员工作（康克清：《三年来的华北妇女运动》，《中国妇女》，1940年第二、三、四期）；有的通过剧团、宣传队、音乐队等进行宣传，如活跃在晋东南的“抗大校花”文工团紧握文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有的通过响亮的口号或通俗的歌谣唤醒妇女，“妇救会，俺当班。送文件，下通知。鸡毛信，更要急。样样事情担得起，女人一样来抗日”的歌声和“送郎去当兵，妻子多光荣”的口号响彻根据地。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广大山西妇女被动员起来，纷纷走出家庭，参与抗战。一位曾在根据地参加抗战的女性在晚年的口述中回忆道：“走时鬼子刚进华北，待到回家时，抗战已胜利在望，离家时，我是作为家庭的叛逆者，一个逃婚的姑娘而走的，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光荣的抗日干部。”（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3页）
妇女的抗日宣传，唤醒了民众的士气，聚集起零散的力量。毛泽东说过：“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毛泽东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从小姑娘到老大娘，从女学生到农妇，从大城市的女工到穷乡僻壤的家庭妇女，她们致力于唤醒民族自觉，高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旗帜，成为与男子并驾齐驱的抗战力量，为妇女解放打开了新局面。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的新生活新气象，也是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