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我的意大利语，英语更像是一个满身汗味的讨厌的十几岁孩子。别待在这儿，我只想对着他这样喊。不要吵你的弟弟，他正在睡觉。”
上一回你读了关于家庭的小说之后想说：“给我也来一份这种看上去很赞的叫做‘家庭’的东西”，是什么时候？文学看似一副无所不能的样子，其实它还真来不了“天伦之乐”。不过，我每次读印度裔的文学，似乎总能在他们笔下的家庭生活中感受到一种万念俱灰之后执拗的温情。比方说茱帕·拉希里，我之前只读过她获得普利策奖的Interpreter of Maladies（《疾病译者》），短篇集里也有让我无动于衷的篇章，但显露天赋的地方，就有那种面对所有相反证据依然对亲情保有的宗教感，很动人。但她的新书就完全是两回事了：懊丧于学了二十年意大利语无所成，大约四年前，四十七岁的她，居然举家迁居意大利，强迫自己不再用英语写作和阅读。这本In Other Words（《换种话说》）就是她用意大利语描绘这整个过程：上来的意象，是她终于鼓足勇气，第一次游过深水，横穿一面小湖，回头往对岸看，丈夫和孩子人影模糊。
托尼·朱特在《记忆小屋》里写中年危机：“有些人换老婆，有些人换车，有些人变性。……我学了捷克语。”在纽约图书馆的一次活动中，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一段，拉希里同意，学外语是“外遇”中最好的一种。我读的In Other Words是之前提到“多语种文字匠人”之一Ann Goldstein译成的英文版。拉希里说她不能自己译，因为会控制不住在翻译的过程中把它改得更好。“所以我的本能反应是要保护我的意大利语”——在上面引的几句话里，拉希里自己也意识到她无意间把意大利语从一见钟情的不渝之恋转换成了自己的后代。和语言的关系，打比方的办法很多，但似乎特别容易就会把她想象成你一个非常在乎的人。
“就像你把《失乐园》翻译成了俄语，却没注意到米尔顿是个基督徒。”
手头有翻译的时候，怕被翻译腔印脑子，闲暇的阅读我都尽量避开中文译作。我也相信，拉希里在那本小书里所称：用外语阅读是最亲密的阅读方式。正巧Maude夫妇的《战争与和平》英译本如痴如醉读到一半，《纽约书评》六月份放出一篇文章，痛斥另一对席卷译坛的夫妇正不断炮制出所谓“权威版”的“俄语名著重译”。在网上调研了一通，发现这件事情Richard Pevear和Larissa Volokhonsky已经干了二十年；而对他们的批评，除了都同意是一场适逢其会的营销胜利之外，通过大量的对照、比较，另一个共识是他们的译本之所以读起来糟糕，是因为他们本身是糟糕的读者。他们对原著的好处是迟钝或冷漠的。引用的这句出自Commentary杂志，文章标题叫“The Pevears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把丈夫的姓Pevear当perverse用：俄语文学的佩威尔化也就是被扭曲、滥用。
佩威尔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坦承他开始翻译是觉得当代英文陈腐疲惫，他要用“直译”来给英文“增添活力”。莉迪亚·戴维斯在之前提到的采访里说，“很多译者入行是因为喜欢外文；我是因为喜欢英文”：我一向觉得那些认定母语本身需要拯救的文字工作者很可疑。而更重要的，虽然我是最不想给翻译这件事立法的人，但我期望一个译者不要“物化”原作、原作者，算过分吗？当你真的钟情于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不会把它“用来”达成另外一件事，你希望它能保持它自己想要的样子。一样道理，因为自己或“读者们”的习惯和偏好，就有意识地添加原文中没有的“翻译腔”和“雅”，也不是很好的态度。类似于带情人到——比方说——法国某个乡间小镇吃自己一道心爱的菜，再怎么担心这姑娘吃不惯，也先把包里的老干妈扔掉吧。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