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愁帚笔谈》还记录了不少十九世纪江南农村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譬如，《奸鸡》条曰：
予馆于农家于壬辰岁，系深山僻壤，岑寂异常。每宵无聊，懈坐荒斋。邻村有鳏者，独居一室，素吸洋烟，遂信步至之，横卧相陪，闲谈荒语，必待倦而后返。一夕，云其僚辈故业木工，同事三十余，各畜鸡雌。有某者年将而立，甚好狎邪，频死畜鸡，咸所弗解，惟某即持去烹食之。一日，或有见其抱鸡厕中，就于袴间弄之，须臾鸡死。
“壬辰”亦即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时潘国顺在深山农家处馆，听邻村一位鳏夫提及当地牲畜和母鸡经常莫名其妙地死亡，后来有人在厕所中看到了不堪的真实一幕。揆情度理，当时的一些徽州农村相当贫困，导致男子的有偶率较低，故而出现了个别原始欲望与伦理道德的激烈冲突。
相较于男性的极端变态，《妙法置妇》条则反映了更为残酷的事实。这则说的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盛夏发生在黟县西递一带因琴瑟失调而酿成惨剧：一对新婚夫妇，新郎还是儿童，而新妇则已十八九岁，后者显然是位童养媳。因新娘不知什么缘故拿剪刀将新郎生殖器剪断，造成后者的死亡。男方族人先是派奴婢前往娘家报信，说新娘无故自杀。碰到这种情况，娘家一定会兴师动众地前来问罪。果然，娘家人勃然大怒，纠集多人气势汹汹地乘轿赶到，要求查验尸身。结果一进门，就看到新娘不知什么原因像母猪一样被绑着躺在地上。娘家人大惑不解，赶紧问是怎么一回事。夫家这才拿着蜡烛照照床上，道出事情的缘由。听罢，娘家人只能任由夫家处理，一行人灰头土脸地离去。夫家接着开祠聚议，准备了一副大棺材，棺材前部留有空隙，将新娘活生生地置于棺材底部，再让新郎尸体叠在其上。棺材并不下葬，而只是放在野地里。当时，过往的行人多有听到棺材内声嘶力竭的哭喊声。有人拟想新娘的痛苦，认为这样的处置，恐怕要超过凌迟割剥。因为其时正值漘暑炎蒸，上面的尸体必然高度腐化，尸汁下流，蛆虫生长，这些都在所难免。新妇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后是在痛苦中凄惨地死去，这是可以想见的……
除了这些沉重、可怕的故事之外，两性生活亦是潘国顺津津乐道的话题。此类话题千奇百怪，成为穷居无聊之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例如，《白湖新续》条说的是黟县人王某，天命之年托媒远聘，觅得二十多岁的娇妻，新婚之夜“久旱甘霖，备极狎亵”，结果一命呜呼。当夜，新娘因不胜其扰，且羞于言诘，未曾发现王某的异状，遂抽身侧睡，直到天亮时方才发现情况不妙。在众人的威逼下，可怜的新娘，只得在众人面前一五一十地供述前夜床笫间的媟狎之态，以期自证清白。尽管如此，她还是被怀疑与他人有奸情并加害于夫君，差点吃了官司。
在徽州，因洋庄茶的盛行，当地有不少茶叶通过“漂广东”运往岭南。在这种背景下，黟县人与粤商也有不少互动与交流。《广东老》条说，当时开设洋烟店的主人“广东老”，包养了一小家碧玉，两人要好得如同伉俪一对。妇人的饮食、衣服，全都由广东老提供，而后者亦乐此不疲。“一夜抱妇登床，就淫之，狂驰猛骤，兴浓乐极，将历更余，妇即昏然晕去，广惊视之，已气绝而鼻冰，身循僵而已毙矣”。于是大惊，仓皇奔出，告诉该妇的婆婆。后者原先是垂涎于广东老的财富，所以让儿媳与之通奸，听闻此事，赶紧赶到妇人家中百般施救，但却回天乏力。至此，婆婆与广东老反目成仇，声言要与他打官司，后者只得花钱消灾，赔了一大笔钱，才得以脱身。
《木尖》一则，则是作者在鄱阳县开塾授徒时所亲闻，其中提到一对饶州年轻小夫妻，以“状类犬阳”的木尖为情趣用品追求刺激，结果难以自拔，不得不求助于长辈。后者先后延请稳婆、医生、铁工和收生婆等前来帮忙，但因涉及的技术颇为复杂，处理过程煞费周折，结果闹得满城风雨，终成里巷笑谈。
《遇鬼》一则是说挑夫某甲，一日黎明时担挑而出，途中遇一少妇，二人相谈甚洽，“欢然搂抱，遂成野合，极情尽兴，云雨酣浓”。某甲以为自己走了桃花运，有此一番艳遇足慰平生，遂春风一度后，与之“偎脸抱肩，依依不舍”，于草丛中欢快睡去。结果一觉醒来，发现已是夕阳衔山，周遭绝无一人。再看看怀中，所抱者竟是一块很长的巨石。见此情状，某甲“俯验私处，即泥沙成窟，精填盏许，阳具肿胀，痛不可忍”，只得弯着腰回到家中。此后身体每况愈下，大病不起，半个月后便去世了。临死之前，他向家人坦白了这件倒霉事。至此，人们才知道他是因为与鬼物交欢而自作自受。这些故事，都是劝诫世人当节制个人过度的冲动，发乎情而止乎礼。
潘国顺早年到过江西、浙江各地，虽然经商一事无成，但他在商海浮沉多年，耳闻目睹了不少徽商的事迹行止。如《义犬》条就提及：黟县城北有位在江西开店贸贩的金姓徽商，养了一条黑白相间的狗。某次，他挟带重赀前往外地购货，出门时那条狗跟在后面。金商驱叱使回，狗遂斜行而去。大约走了六七里，金商因内急走入林间大便，顺手将随身携带的包袱放在路边。事毕，系上裤子就走了，竟忘了先前放下的包袱。到达目的地后检查行装，才发现丢了钱，想要回去搜寻，但回想其地是“南北冲衢，行人如蚁”，肯定难以找回，故只能责怪自己，懊恼不已。过了十天，他办完事情返乡，到了上次如厕的地方，一眼望见有条狗卧在草丛间，仔细一看相当眼熟，用脚踢了也不动，才知道狗已死去。他颇感震惊，遂将狗拨开，发现其身下裹着银两的包袱，拿起来一看，正是自己的东西，而且不差毫厘。于是，他顿悟早先狗跟着自己，是预知金商可能会丢钱，当时虽然被逼折返，主要是怕违背主人的意愿，所以又绕个圈子回来，为金商守住遗失的赀本。终因久等不到，只能以死相殉。在它想来，主人如果得见，一定会想起这件事，它是藉此来报答故主。对此，金商极为感动，遂出资修建了“义犬亭”。从此，商旅途经此地，都会赞叹不已。根据潘国顺的描述，义犬亭位于饶州的安仁（今江西余江县东北）乡间。不过，类似的“义犬亭”，在清代的笔记小说中颇有所见。嘉庆年间王有光所撰的《吴下谚联》中，就有“犬有义而可养”条，也说了类似的义犬故事，只是主人公是侨业浙江之徽商，而所修的义犬亭则在新安江畔的富阳。
其实，我们如果将此一故事上溯，便可发现，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也讲过类似的“义犬”故事，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潞安（今山西长治一带），主人最后所建者不是“义犬亭”，而只是一个“义犬冢”而已。在潘国顺笔下，讲完“义犬”故事之后，他还特地说出故事的出处，这一点也与《聊斋志异》颇相类似。
在此，我们不妨将《扫愁帚笔谈》与《聊斋志异》稍作比较。从个人的生存状态来看，蒲松龄有个凶悍的大嫂，她极端厌憎这位小叔为科举不事生产。在这一点上，潘国顺亦有类似的生活经历，他备尝科场失意的耻辱，也受尽了屡试不中的白眼与冷言碎语。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充斥着愤世嫉俗与奇情异想。
关于《聊斋志异》之创作，蒲松龄在《自序》中这样写道：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无独有偶，《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亦曰：
……维时雨晦灯昏，风萧夜静，醉浊醪之余趣，喜萤灯之囗囗。濡笔抽笺，直书则奇奇怪怪；吮烟酣茗，暝搜则人人物物。盖此中之景味，实吾人之解忧，只堪为知我者道也。
看来，无论是自序还是创作手法，潘国顺始终都在刻意模仿蒲留仙。对《聊斋志异》，清人王士祯《题辞》曰：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在渔阳山人的想象中，秋雨淅沥，豆棚瓜架之下，人们饶有兴趣地讲述着鬼怪神祇的故事，对此类的齐东野语，“姑妄言之姑听之”，完全不必当真。
豆棚瓜架是芸芸众生聚会纳凉说话闲聊之处，其下的家长里短，对整个社会而言无足轻重，在浮世喧嚣中可谓气若游丝，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刻意在本文标题中将“雨”改作“语”字的缘故。
在传统中国，衙门胥吏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在传世文献中，很少能听到这类人的声音。不过，身处社会底层的这些人，往往阅尽人世沧桑，他们偶一著述，便成为观察历史的珍贵史料。例如，现存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年记》一书，即出自上海胥吏姚廷遴之手。迄今，社会史、法制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者，皆曾聚焦于此一文献，探讨鼎革前后的江南社会。姚廷遴是一位有着从商、务农、做吏和教书等丰富阅历的读书人，与其相类似，潘国顺也有着从商、做吏和教书的相同经历。只是与姚氏生活的年代不同，在晚清时期，潘国顺曾读过《癸巳汇稿》，也翻阅过《申报》之类的近代报刊。不过，从总体上看，他的知识储备仍旧极为传统、保守。在知识界，他们难以发出声音，远远不能与那些大儒（如近在黟县的俞正燮等人）相提并论。尽管如此，这也并不等于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就完全没有思想史的研究价值。这就像路边墙角零星的鸢萝，花期虽短，植株亦小，难以妆点大片风景，但亦竭其全力，在秋日的晴空下倔强绽放。豆棚瓜架之下，气若游丝的闲聊碎语，仍是我们观察传统中国的重要史料。
在清代，类似于潘国顺这样的读书人，有着极其庞大的数量，而且，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此一群体呈现出急速增长之势。根据张仲礼先生的估计，太平天国之后生员的总数估计约为九十一万，比太平天国前增加了将近四分之一。这一数字显然同时说明，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数量应当颇为庞大。这些人，构成了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基础。对此，《扫愁帚笔谈》中有《腐儒》条：
我黟近年来文风兴盛，科甲频仍，所以业儒者日更多。大半家不丰足，欲子读书，急于成名，以博官秩而食厚禄。则为师者，亦往往以八股时文，授以门径。试期伊迩，每多藉怀挟之弊。故今之考篮，大如小箱，以能多带课艺，广藏选集。一入场，见题则翻阅目录。其洋板文，有三万、有大囗、试帖等作，无之不有。每每敷衍摹袭，装点成文。间有撞着青衿者，其实句读尚未明，即随便书一简，都有不可以解者。
潘国顺自视甚高，对周围一些考中秀才的人（包括自己的族弟）都极为鄙视。他认为，那些考中秀才的人，都是靠作弊侥幸成功的，许多人“写字犹如鸡脚爪，作文臭屁真不通”，文行相当不堪。只是当时的“妇孺何知？只以秀才不秀才为体面。而俗情之扰扰，更以读书不考试为鄙陋。其中之学品优劣，均置诸乎度外而已”。揆情度理，潘氏的指摘，部分地反映了其时的人情世故，但从中亦可得见，命途多舛的潘国顺之嫉妒心极强，“读书不考试”的他，实际上很在乎能否考上秀才，对这一点也相当敏感，但他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出入科场，而自己则无奈地以旁观者身份，对读书应试者极尽讥讽之能事。如在《大贤》条中，他就说本县的舒某对四书五经一知半解，直到四十余岁，还是一位老童生。《秀才》条则说邻村有位汪姓的徽商子弟粗蠢无比，靠作弊考上秀才，并到处炫耀，最终落泊潦倒，却仍将“秀才”二字时刻挂在嘴边。另外，《老童妄想》条，提及一位汪某，直到六十多岁才被例赐为秀才。他痴心妄想，希望更进一境考取举人，却因科举考试客死异乡。对此，潘国顺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幸灾乐祸的情绪。
明代以来，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生存竞争愈益激烈，许多人治生乏术，便退而溷迹于科场，以读书人自居，躲避残酷的社会现实。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大批“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龚自珍语）。这些人其实既对读书毫无兴趣，也没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科举及第。此类群体充斥于整个社会，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怪诞现象。对此，潘国顺有一则《蒙童诗》曰：
夜痴，桃源人，不详其姓。以其性嗜书，又不喜其日间披吟，往往于玉漏频催时，独居一室，则翻阅握管，尝达天晓，故人谓之日夜颠倒，名其名曰“夜痴”。又绰其号曰“夜古董”、“书呆子”，以其自言：三日不读书，言语无味。生平落落，多愁善病，尝以《劝学诗》改之曰：孤子重不豪，药垆教尔曹；万般皆夭品，唯有短命高。……其人洒落，如此可见已！
《蒙童诗》一则被编在《扫愁帚笔谈》一书的前部，紧随在被当作全书凡例说明的《剖白》之后，可见潘国顺对这一故事极为重视。而由前揭的描摹来看，“夜痴”实在是个病态的书呆子，但却为潘氏所激赏。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从此人的身上，实际上也可以看到潘国顺本人的影子。当时，在徽州社会出现了一大批既不甘心从事训蒙，又不能务农经商的读书人。这批人读过四书五经，自视甚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碰壁。笼罩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迷雾，只能以一个“愁”字当之。此种状态，在潘国顺的《扫愁帚笔谈》中随处可见。如他在《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末了，即署作：“乙未冬夜愁来时，酒兵克之，获享坦然，于一豆灯下，乃独坐居也，时已三漏矣。”“乙未”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是时，潘国顺已三十二岁。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研究，在清代，考中生员者年纪最小的是十六岁，一般多在二十一到二十五岁之间。此后，考中举人的年纪平均是在三十岁。而潘国顺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却竟然连秀才都不是，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他只能时时以酒浇愁，所作的随笔，亦以“扫愁”为其中心议题。
不过，潘国顺在他的文字中，总是刻意表现出一种豁达的生存状态：
了俗山人天性慈祥，素行忠恕，虽因贫困而为委吏，常有动止，丝毫不离准绳，未稍随流俗，浮沉世海也。甚至枵腹从事，亦必拘守大道。每获微赀，不使冻馁，且曰：此享天之福也，吾须体上天喜善之德。故其友弟时讥诮之，谓其何迂之甚云。
“山人”本是传统时代的诗人谒客，潘国顺自号“了俗山人”，藉此标榜自己的潇洒自在。他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悠闲地信笔涂写，抒发内心的情感。在书中，他更是处心积虑地时时表现出悠然自得的生存状态。如《戊申偶志》就这样写道：
吾家当春夏之交，苍鲜盈阶，草木际天，门无剥喙，竹影参差，禽鸟幽鸣，晨对东山，见一片红霞，日光渐发，不胜精神为之一爽！朗读太史公书以浇垒块，缓步陌阡，望荒城而去。日薄西山，偶得闲钱，沽酒痛饮，循循安步，望山径而返于荒村蔓草间，偕山妻弱女，坐石榻，食菜羹，啜苦茗而已。
“戊申”亦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潘国顺自号“倚南窗主人”，他的书斋倚南窗，即模仿陶靖节之“倚南窗”。上揭的文字颇为流畅优美，从字面上看，何其潇洒自如！生活亦何等惬意！不过，这样的文字大概只有文学爱好者才会当真，历史学家显然不应被此类的表面文章所迷惑。透过华丽文字的迷障，我们看到的是传统文人的狂奴故态。
在《扫愁帚笔谈》中，潘国顺的精神状态毕露无遗。该书卷首另有《相命自志》，其中提到：“二十七岁后，方许稍亨；五十二以后，皆不利命。即尽忠报国，反遭三尺之诛；竭力于人，只作一场说话；得钱处，有鬼来偷；吃亏处，有人扶持。一生踪迹，相命皆前定，夫复何求？”在传统中国，“穷算命，富烧香”，反映了不同生活状态下人们的心态。竭蹶困窘之人特别在乎算命，他们往往以此推算自己何时方能咸鱼翻身。“万般不如意，百事不趁心”的潘国顺正是通过算命，对个人的一生加以总结。从中可见，一生的坎坷，似乎都是上天注定。不过，他甘于命运的安排么？
在传统中国，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但在这种制度下，社会上也产生出一大批的庸人和狂人。只有那些很快通过制艺，在科举场上如沐春风之人，才有可能心平气顺地从事其他的事业。否则，人们一辈子都会痛苦地挣扎在科举文网中而难以自拔。纵观潘国顺的一生，他虽然碌碌无为，却心有未甘，内心深处充满了出人头地的幻想。他在《恨事》条中就写道：“千里马不逢伯乐，天上龙顿失云雨，猛老虎猝入平阳，英雄汉困于陋巷，红花女嫁与村夫，美少年娶着老媪。我本恨人，好言恨事，薄书于此，以证诸贤。”潘国顺自比为“千里马”、“天上龙”、“猛老虎”、“英雄汉”、“红花女”和“美少年”，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举步维艰，所以对社会充满了极端的怨怼，遂将这种情绪通过随笔的形式传达出来。
与生活在盛清时代的蒲松龄不同，潘国顺身处十九世纪内外交困的晚清时期，不仅二人生活的时代完全不同，而且活动的地域空间亦大相径庭。蒲松龄生活在齐鲁大地的山东淄川，而潘国顺则生长于黄山白岳之间的商贾之乡。蒲松龄的著作主要是演绎鬼神故事，生活的艰辛，科举场上的失落，似乎并未泯灭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因此，《聊斋志异》中的诸多作品，以生花妙笔状摹情感之幽微，曲尽性与爱的缠绵悱恻，仍不乏诗情画意与浪漫情调。在他笔下，“多具人情”的花妖狐魅，实际上曲折地表达出作者的理想与愿望。而潘国顺则不同，相对而言，《扫愁帚笔谈》系属作者的游戏消遣之作，其中的绝大多数记录更具写实性，书中洋洋洒洒、笔走龙蛇的诸多细节，在在皆反映了重商背景下大、小徽州社会的沉重与阴暗，折射出科举时代一个读书人的苦闷与绝望。
在徽州，《聊斋志异》一直备受瞩目，为许多文人商贾所追捧。现存的不少笔记、文集，皆有明显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譬如，清乾嘉年间歙县人江绍莲有《聊斋志异摘抄》一书。与此差相同时，在歙县教书的淳安人方舒岩，亦著有《聊斋志异方舒岩批本》四卷，该书对《聊斋志异》作了细致的评点，并将类似的徽州故事附于相关的篇目之下。此外，嘉道年间活跃在浙西的婺源士商江南春，也数度阅读过《聊斋志异》，其人“喜其叙事详明，笔亦大雅不群”，认为该书是“真勘破人情者”。江氏后来撰成的《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未刊稿本）等，也有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
不过，《聊斋志异》“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蒲松龄笔下从书箱里爬出的“蛰龙”，摹绘如生，亦真亦幻，颇富童话色彩，其间的遐思妙想，予人以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而潘氏砚端其状“如丝”的“困龙”，则折射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庸人臆想与喧嚣尘世的狂躁。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激烈的生存竞争，使得整个社会似乎都充满了自觉怀才不遇者，到处皆飘荡着壮志难伸的悲歌……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