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主要人物、故宫钟表修复专家王津写过一篇论文《广州制造“LONDON”（伦敦）钟表的考证》。其中提到广钟分两种：民间产品质量一般，但打上“LONDON”很好卖；贡品质量上乘，并非乾隆一眼就能看出的。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去世，嘉庆面对白莲教乱造成的财政困难，就钟表说过一段话：“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
从此之后，广州自鸣钟贸易与生产转向衰败，宫廷钟表采办也日益减少。广州十三行大多数行商在朝廷的敲诈勒索中倒闭，仅有的潘家、伍家等行商早就无心经营。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十三行歇业，进贡的广钟也在历史中销声匿迹，为民间生产的广钟则一直艰难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