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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是个敏感的人,学生到他家中,想要打扫庭院里的层层落叶,他拦住了“我好不容易才积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
但他没有颓废感伤的浪漫主义病,他喜欢人生的一切趣味,写过一个外交官,本来无须,下巴光光,但一直拿手在腮边捻,有人看不惯,觉得是官气,他却看得很有兴味,觉得恢谐。又写一个英国文学家和几个女人同路,别人都看他身边的女人,文学家不高兴了,面孔一板“哼,别的地方也有人这样看我”。
他喜爱这些细节,只观察,不轻易评判,但这里自有一种力量。
他的学生第一次见他时,说“他专注地注视,甚至逼视着你,你似乎感到自己大脑的每一个皱褶处都被他看透了,说实话,开始并不感到舒服自在。”
他与各式各样的人与各式各样的倾向都保持接触,保持理解,但无论什么进入这颗心灵,都会呈现它本来的面目,无法故弄玄虚。“头一点我要求合逻辑。一番话在未说以前,我必须把思想先弄清楚,自己先明白,才能让读者明白,糊里糊涂地混过去,表面堂皇铿锵,骨子里不知所云或是暗藏矛盾,这个毛病极易犯,我知道提防它,是得力于外国文字的训练。我爱好法国人所推崇的清晰。”
他前后在欧洲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学生,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验心理反应,并没有专修艺术,这样的人写和译的时候,把艺术被人裱糊出来的吓人嘴脸撕了个稀烂,有赤子般的诚实。
他写文艺批评,写到宋神宗有次看到苏子瞻“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词时叹息,“忠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看到这里,直接说,这话“令人发呕”。
所以他写“我应该感谢文艺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它教我学会一种观世法。……凡是不能持冷静的客观的态度的人,毛病都在把‘我’看得太大。他们从‘我’这一副着色的望远镜里看世界,一切事物于是都失去它们本来的面目。”
朱光潜(左)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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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当时社会风潮处处鼓呼让学生运动,他却让青年时时小心“十字街头上握有最大威权的是习俗。习俗有两种,一为传统,一为时尚。儒家的礼教,五芳斋的馄饨,是传统;新文化运动,四马路的新装,是时尚。传说尊旧,时尚趋新,新旧虽不同,而盲从附和,不假思索,则根本无二致。”
他说,“强者皇然叫嚣,弱者随声附和,旧者盲从传说,新者盲从时尚,相习成风,每况愈下,而社会之浮浅顽劣虚伪酷毒,乃日不可收拾。”
所以他要呼吁在思想上要打破一切偶像,但“打破偶像,也并非卤莽叫嚣可以了事,那还是十字街头的特色。”
他说,我们要能于叫嚣扰攘中,能自由伸张自我,不要汩没在十字街头的影响里去。
所以他写过为什么要研究美学,美无形无迹,但是“它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真确的认识。这三件事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从历史看,许多道德信条到缺乏这种基础时,便为浅见和武断所把持,变为狭隘、虚伪、酷毒的桎梏”。
蔡元培说,一个没有审美的民族是不知善恶的,所以他们这代人,试图在蛮荒上遍植青草,新绿烧成沙土,又有人在焦黑中栽下。
1947年,朱光潜写文章说文艺的天性便是自由,“文艺不光本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运动,并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
他因为信仰这样的自由曾饱受折磨,在北大的广场挨批斗时,在现场的人后来写“他稀疏的头顶上白发在寒风中颤抖”。他临逝前,有学生去看他,他写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晚年朱光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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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保姆曾经说:朱先生在家里,连那两只猫都敢欺负他。他有一个扶手椅,是写作时坐的,那两只猫也经常去那上面休憩。有时候他过去,那两只猫也不躲闪,他挥着手:“走开!走开!” 但那两只猫理也不理他。
朱光潜的女儿回忆,十年浩劫时,“有时候,吃着晚饭,抄家的人就来了,有些还是七八岁的孩子,闯进家门:“朱光潜,站起来,站着!老实交待!”有时候我看不下去:“你们让他吃完饭不行吗?”“不行,我们还没有吃饭呢!”
善本身极为柔弱,但却不可征服。
女儿说,朱光潜是个顽固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可是只要是他认定了是正确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下去。
八十年代,女儿劝过他:“不要弄你的美学了,你弄了哪次运动落下你了?!再弄,也不过是运动再次来临的时候让你灭亡的证据。”
朱光潜说:“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用得着,搞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用的。我要趁自己能干的时候干出来。”
女儿说:“你还没有搞够吗?”
朱光潜说:“我不搞就没有人搞了。”
他终生恪守自己的座右铭“此身、此时、此地”——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