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孙方禅意书法集》
张家厚
书法乃中国文化的符号，禅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二者能无联系么?这是一个不言而明的道理。
佛教自汉末传入东土以来，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对中国书法的影响，逐渐深入。北魏时期出现大量以佛教造像为主要内容的民间书法，而到隋唐时便出现一批僧人书法家，如隋代的智楷、智永、智果，唐代的怀仁、齐己、大雅、怀素、高闲、亚栖、贯休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后，僧人书家不绝于史。
不惟如此，佛教对书法的影响，更在于禅宗思想的影响，使书法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禅宗是佛教十派之一派，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其他派别之上，禅宗吸取儒道二教之精髓，提倡顿悟，以戒定慧求解脱，一超直入，万法皆空，与老庄的清静无为、得大自在、心斋之类思想极为相合。因此，禅宗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极为深远。
禅宗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宋人的尚意书风。苏东坡是其代表。苏轼屡遭贬谪流放却不改其志，身处逆境而旷达放怀，其学问文章均为当时冠冕，书法亦为有宋第一，天真烂漫，境界高迈。苏轼之后、黄庭坚、赵孟頫、董其昌又将书学与佛学结合，各造其极。赵孟頫清雅文丽的书风虽法乳于魏晋，但亦极具神意。而童其昌则直称其室为画禅室。他论书也多以禅喻书，其书独标一“淡”字，得禅书之精髓。
孙方老先生可谓继禅书之余绪，发扬光大于当代者。孙老学书，弱冠之年便拜民国书法大家张伯英先生为师，得魏晋风骨。其后数十年间，修炼砥砺，出入宋元明清，尤钟爱苏轼、米芾、董其昌、王铎，广撷博取，转移多师，形成其潇洒苍劲、流畅自然、雄秀兼收的书风。
清人吴熙载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孙方先生的书法，是其九十余载人生历练和道德学问的浓缩。他早年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中年北往南回的生活历程，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投身于振兴中国书法的活动之中，对湖北书法事业的繁荣卓有奠基之功。然而，世之所谓功名利禄，于孙老如浮云。他胸怀博大、从不汲汲于兹。这种心态使他广结佛缘。新世纪之初，广东六祖寺方丈大愿法师来武汉重修灵泉寺，大雄宝殿落成之时，请孙老讲了“佛教与书法。”此后，便有数十座寺庙方丈来函来电，请孙老赐字、题对联、匾额，或作讲座。
在孙老的建议下，与六祖寺大愿方丈共同筹建了以佛禅书画等传统文化为内容的灵泉书院，孙老和大愿法师同为院长。孙老的禅意书法，便是在这一种经历与体验的情境下创作的。观孙老的禅意书法，我们享受的是一种“山花笑绿水，岩树舞青烟”"的愉悦，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旷远，是“溪长石磊磊，草阔水濛濛”的幽寂，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闲，是“廓然神自清，含虚洞玄妙”的超脱。观孙老的禅意书法，我们仿佛随着那飞舞的笔墨，时时领略着作者凝神静气，寂然无虑，得大自在的创作境界。正如孙老在一首诗中写的“一点一画扫凡胎，墨海灵光五色开。自由自在舒心意，无追无求手拈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