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女郎漫画
现代文化大约是20世纪20年代传入日本的。至少，“摩登青年”“摩登女郎”这样的词儿是在20年代流行于日本的。对于当时的日本青年来说，现代化意味着超短裙与宽边眼镜、喇叭裤、爵士音乐；意味着女孩子剪短头发而男孩子留起长鬓角——在几十年以后的中国，我们轻而易举地看到了同样的理解。
不过，日本人当时的理解还仅仅停留于表面的层次，大正时代的日本还不可能像20世纪初的西方那样为他们提供牛仔裤与超短裙以外的任何东西。更何况那以后动荡而充满血腥的昭和时代，使得这一点可怜的点缀也在那场罪恶的战争中黯然失色了。
然而在文学界里，西方现代文化却催生了日本的“新感觉派”。它的双璧横光利一与川端康成，从法国战后文学中受到了启迪，就在那个时代里创作出了确实具有现代派特色的作品，形成了一个以不描写心理而仅仅敏锐地捕捉瞬间感觉为其特色的艺术流派。
当然，在一切为了战争的昭和年代里，新感觉派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命运并不比他们在中国的追随者更好，他们确实为新兴艺术开了先河，而这一流派在以后为后来者所维持接续；然而，不仅横光利一与川端康成后来完成了向日本传统文化的复归，而且新感觉派也始终未成为日本现代文学的主流。
至多，它只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私小说、新兴艺术派三足鼎立中的一根支柱，而在现代日本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深入挖掘转型期日本民族心态的写实主义作品。现代日本所具有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得现代日本文学产生出了有别于波德莱尔和加缪的特色——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倾向。
夏目漱石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出现了一个逐步扩大的白领阶层。这个阶层是战后日本大众社会中最基本的群众，也是最能够左右文学取向的读者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决定了战后到今天日本文学的发展，创造了后现代的文化现象。
1978年，以专门出版古典名著以及纯文学作品而著称的筑摩书房倒闭。1980年，它又改头换面，以“文库本”(即专门为便于阅读和携带而设计的开数小、页数少的简装本)的形式出版比较严肃的普及型读物。这个事件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象征，它意味着日本的当代文学已经走出了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的世界，走出了愤世嫉俗的怅惘与凄苦寂寞的思索，甚至也走出了古香古色的感觉。这就是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的后现代。
今天，“后现代”这个词儿已经和东京街头代替超短裙而兴起的肥大棉布衬衣一样时髦，然而在日本人嘴里，它究竟是一枚苦果还是一只甜枣?
川端康成
日本人大概是世界上工作效率最高、工作节奏最快的人种。在这块地域狭小、资源有限的国土上，竟会迸发出如此巨大的经济活力，不能不归功于日本人的快节奏与高效率。当然，在节奏与效率背后有着一整套独特的社会机制，它的核心是日本人的集体主义。
这个连出国旅游都喜欢打着旗、排着队的民族，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于个性的厌恶，只有在集团内部他们才能感受生命的真实，一旦失掉了上下左右的制掣，他们非但不会感到自由，反而会失掉安全感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成功地将人与人的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纪律维护了效率；而在物质生活丰盛的今天，他们尽管担心着明天的日本会走下坡路，却依然心安理得地在中流意识的支配下度日。
中流意识是日本人普遍具有的乐天知命、满足现状的思维方式，几乎每个日本人都为自己排定一个“中流”的位置，这使他感到安全、自得，从而有效地免除了其他发达国家经常出现的人的焦躁感。是的，日本人只有紧张、劳累，而没有焦虑，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现代文学没能造就出卡夫卡、加缪与贝克特，而又无须在后现代文学中“补上这一课”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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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流意识的、以白领阶层为主体的读者群，塑造着当今日本后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学，这种文学并非是以高雅自居的精神贵族眼中的无聊之物，它与纯文学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
大学教授与小职员同读一本书并不是稀罕事，而且这种阅读活动几乎同是在地铁或电车里进行；大江健三郎这样的纯文学作家的作品销量锐减，而一大批创作娱乐性作品的作家都有着很好的销路。日本有两类文学奖，一类是纯文学奖如芥川奖，另一类为大众文学奖如直木奖，近年来屡屡有作家兼得这两类文学奖，从而使大众文学与纯文学显示了合流的趋势。
不过，这种合流的趋势仅仅标志着大众文学具有相当的质量，却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合二而一。至少，在文学观念上这两者是不同的。就纯文学而言，它的追求目标是美学性的，它必须能在审美的意义上感动读者，使读者在完成情感移入的过程中与作品发生共鸣；而就大众文学而言，它的追求目标则是娱乐性与知识性的，读者不必对作品主人公的不幸掬洒同情之泪，也可以对主人公的欢乐无动于衷，而这并不意味着作品的失败。
事实上，作品根本不把描写人物命运与剖析人性的深度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它孜孜以求的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最大限度地娱乐读者。不言而喻，为我们所熟知的松本清张、森村诚一、西村京太郎、赤川次郎等推理小说作家最突出地代表了大众文学的这一意向。
东野圭吾
日本的推理小说以其精细缜密取胜，故事性强而且很讲究精确性。比如，同是描写与列车有关的谋杀案，西方的同类小说往往会把推理的线索放在车中人物及其关系上，而日本的作品却喜欢把列车时刻表作为线索，用时刻表的时间差来推算出凶手可能作案的时间，从而排除那些不可能作案的人并抓住真正的元凶。
日本几乎没有长途火车，可是这种“铁路推理小说”(甚至就有以此为名的推理小说集)却相当发达，铁路不仅是背景，而且是有助于解开疑团的工具，这实在体现了日本人精细的特征。除火车外，温泉、别墅也常被用来作为推理小说的背景，大概是因为这些远离日常生活的场景更容易吊起那些每天忙碌于工作而无暇他顾的白领们的胃口吧。
推理小说往往被改为电视剧，打开电视节目表，满眼的“××山庄连续杀人事件”“男女之间的一段悬案”，令人目不暇接。推理小说固然最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但它只是一个方面，科幻小说也一直是大众文学作家努力经营的领域。星新一除写作推理小说外，还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他最初登上文坛，就是以科幻小说一举成名的。
东野圭吾《白夜行》
此外筒井康隆、小松左京等一批作家也都十分活跃，他们为读者勾画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不过，也许是日本人善于推敲细枝末节而很少突发奇想的思维定式所致，科幻小说比推理小说要逊色得多，电视台宁可播放美国的科幻故事片也不肯费神去改编本土的科幻小说。
的确，与美国同行相比，同样生活在拥有先进科技手段的发达国家的日本科幻作家显然缺少气魄，缺少那种纵横驰骋的想象力。不过不管怎么说，推理与科幻构成了大众文学中常胜不衰的两大主题，它们始终拥有着稳定的读者群。
满足好奇心，这仅仅是大众文学的一个侧面，在日本这样的情报社会里，后现代文化必然要求它的文学具有情报性。事实上，现代日本人已经习惯于依赖情报生活，五花八门的情报报纸、杂志每天为他们提供大量信息，帮助他们设计自己的人生。
离开情报这根拐棍，他们就变得又聋又瞎，寸步难行。可以想见，一个习惯于每天接受各方面信息的人，当他捧起文学作品时，出于心理惯性，他也会要求从中获得某些情报，他将要求不是重新发现自己，而是更多地知道一点他所不知道的身外的世界。更何况在发达的后工业化社会里，人们的视野大大拓宽，求知的欲望也随之大大增强，“情报不足”已成为和“乡巴佬儿”差不多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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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追求情报性为指归的文学应运而生。这类作品中首屈一指的当然要属那些非虚构作品了。这类作品包括旅行记、探险记、传记、专题报道、报告文学等等，虽然作者不能进行脱离事实的想象，但由于选材的独特，作品能告诉读者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知识，因而同样具有吸引力。
比如由曾担任WHK航空记者的柳田邦男创作的《马赫的恐怖》一书，记录了1963年春在日本连续发生的三起喷气式客机事故，为读者提供了航空方面的知识与信息，作者对这些信息进行了巧妙的艺术处理，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与纪实文学相辉映的还有历史小说。对于历史的兴趣似乎不仅限于日本社会，也是西方其他发达国家读者的共同特征。
或者准确地说，对于历史的兴趣是情报社会的一种特有的读者心态。它的根源当然同样是对于情报的渴求。日本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似乎有一种强烈的偏爱，以至将其与希腊罗马的时代并称。这种历史意识在历史作品走红的今天又得到了加强，作品与史实尽管可能有出入，但是读者仍相信他们回到了过去。
中国历史在日本是一个热门题材，过去，中国古代文化是日本人教养的重要内容；今天，中国的历史故事仍然吸引着现代日本人。华裔作家陈舜臣创作了大量取材于中国历史乃至古典名著的作品，以图把他所理解的中国历史传达给日本人。
推理小说、科幻小说、非虚构作品、历史小说以及其他门类的创作，构成了今天日本大众文学的汹涌浪潮。由于阅读有限，我无法在此给以全面的评价，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在后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学面前受到了挑战。
大江健三郎
娱乐性不再被斥为“下里巴人”，不打动读者的作品也被赋予了价值，尽管在少数知识分子那里仍保持着一点“阳春白雪”似的传统文学价值观，但是对娱乐性的追求已经变成当今大众文学堂而皇之的旗帜并且被载入最新版《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审美”虽然仍未失掉它神圣的光环，却只能在文学殿堂的王位上侧身而坐了，“娱乐”正在脱离它的侍从地位，向文学要求着它那一份权力。
在“今天的日本没有文学”的惊呼声中，文学的价值观却在悄然转变。今天，“娱乐”成为大冈升平这样的老资格作家的讲演题目，那么，谁能担保明天在大学教授的课堂里，大众文学不会与《心》《古都》相提并论呢？
大众文学塑造读者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文学日益图像化的今天，漫画、电视节目占据着现代日本人的大部分闲暇时间。在地铁里翻漫画，下班回家后看电视，这似乎是相当一部分白领的消遣方式。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逝世，各电视台在3天之内只播新闻、昭和史，于是出租录像带的店铺在这3天内买卖兴隆，以至一位店主在回答电视台采访时叹道“可惜不能老遇上这样的事”。人们涌进录像带出租店，一方面反衬出那几天日本各家电视台枯燥的宣传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也暗示着电视在日本的生活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
日剧《legal high》
日本的大众文学通过电视塑造了日本人的服装款式、发型、举止，也塑造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评价。这种塑造的普遍性与持续性，早已超过了纯文学价值观所能理解的限度。
我们似乎很难用“好”“坏”这样的价值标准来评价当今日本社会的大众文学现象，它似乎更适合作为一个事实来接受。日本的一些作家学人已开始接受它。我不知道在中国什么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也许在中国，后现代的大众文学会是另一副面貌吧。
《求错集》，孙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