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为语言资源，提取并强化了“点皴”，使之成为自己的笔墨特点，并在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中，择取了长线的运用，成为他“长线皴”的美言源头，而王蒙的《青卞隐居图》、《春山读书图》等，又给了他“曲线皴”、“螺纹皴”的启发；明董其昌、沈周、文征明以及徐渭等的点、线、墨色的自由演绎，都对画家的“鱼鳞皴”、“网纹皴”、“涡纹皴”、“龟纹皴”的创造与运用，提供了极大的提示与启迪；清石涛、四王、四僧，以及近人黄宾虹、陆俨少、李可染等大师的用笔用墨，乃至点线技法等，都对其疤痕皴、劈柴皴、综合皴的思考、创造与应用提供了有益的启悟。
《生命的赞歌》
前人的经验、笔墨运用与语言创造、廓清了张凌超的创作目标与审美理想，使他得以打破“画地为牢”的藩篱，在精神自由中，唤起了创造的激情，理解并运用中西艺术的理念、方法与表现的异同，得以有分寸的引入、融合与吸收，使自己的艺术得到丰富。因此，多种皴法的综合运用，使张凌超笔下胡杨树突破了“形似”的特点，在苍润兼具、形神兼备中，尽显了倔强、峥嵘、伟岸、大气的特点与品格，而意象与造型的结合，不但增强了画面的节奏、韵律与力度的表现，还突出了其“生命象征”的审美意境与张力，这使得张凌超的胡杨树的风姿神韵，既不同于五代巨然《万壑松风图》、宋李唐《万壑松风图》中松树，又不同于近人黎雄才、付抱石笔下松树的风骨气象，更不同于俄罗斯巡回画派画家希什金、列维坦的松树与橡树造型，这是张凌超自己的心象创造，这些矗立在西部荒漠中的胡杨树是他情怀的表现，是他理想的外化，是他对人生的由衷感受与体验的结果，是他心目中崇高与神圣的化身。
《历尽苍桑》
有品格的画家，笔下的艺术形式、语言表达必定深具个人洞见，既有敏锐的艺术感觉，也有自觉的创造意识，他能将感性认识与理性分析恰切地平衡在画面中，使作品成为血肉丰满的生命象征，并耐人寻味、耐人体悟、发人深省，令人感奋；这是因为，物质的作品与精神的内涵互为依赖、合于一体，作品中的点、线、面及墨色因此饱含着情思、品质和生命密码。
张凌超的胡杨树作品，与时代气息息息相关，与生命理想和生命追求紧密联系，这使得他得以在具体环境、具体场景中营造具有生命活力与诗意的胡杨意象，画家的艺术创造因而始终呈现为生机郁勃、活力不衰的生命形态。
《金色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