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的，最后却一贫如洗……

来自：锐视界 ID：rshijie 作者：Ensunt

他出身名门，曾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他家财万贯，所居宅邸堪称京城一绝。他一生散尽家财，只为留住国宝，他一个人的捐赠，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半壁江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人说：他的名字，要么不知道，知道了，就再也不会忘记。他，就是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侄，张伯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张伯驹出生于河南项城，7岁那年，他被其生父张锦芳，过继给做总督的伯父张镇芳，从此，张伯驹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张镇芳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内弟，历任直隶总督、河南都督等职，位高权重，家财万贯。而作为张镇芳之子的的张伯驹，自然是锦衣玉食，吃穿用度，一应俱全。聪颖好学，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从小便有着“神童”的美誉，深受张镇芳的喜爱。

身处官宦之家，又生逢乱世，家里人自然想让张伯驹做军官。民国元年，随父亲赴任河南都督的张伯驹，被送入了河南陆军小学读书，此后便开始了军伍生涯。然而，生性淡泊的张伯驹，看不惯官场之中的腐败风气，自感做军人简直是一种“耻辱”，于是，他毅然脱下军装，赋闲在家，每日只写诗作画，看戏唱曲，过得好不自在。

不同于其他的富家子弟，张伯驹虽家境殷实，常与阔公子为友，却丝毫未沾纨绔之气。他生活素淡，也不故作清高刻薄，喜同名士交涉，正因如此，他对书画名品也有一定见识，经常会为收藏名品一掷千金。

父亲让他打理银行事务，他却只一门心思读书听曲儿，闲时便背着手去书画行里闲逛，只要看中，再贵也一定要买下来。为此，母亲整日在家哀叹：“让你做官不去，让你开银行不好好开，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每年，张伯驹都会被父亲派去上海查账，而闲散之际，他就经常会去一些风月场所走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张伯驹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奇女子--潘素。

潘素生于姑苏，祖上曾经做过宰相，可无奈到她父亲这一辈时，祖产已被挥霍一空。幼年时，其母遍请各地名师，教潘素研习音律、书画。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便将她送去了青楼。因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潘素很快就红透整个上海滩，还获得了“潘妃”的美誉。

有一天，张伯驹查完账目，就约着一众公子朋友去喝花酒，正逢着名角潘素登台弹曲，曲声和缓，余音绕梁。张伯驹看她出落秀气，颦蹙之间更显不凡，断定此女子不俗，就连忙问同行人：“台上这人是谁？”。当得知台上的，就是有“潘妃”之称的潘素之后，张伯驹便暗下决心，发誓要娶潘素。

而风流倜傥的张伯驹，也很快就获得了潘素的芳心。但当时的潘素，已经被一名很有权势的国民党中将看中，得知张伯驹有意潘素之后，连命人将潘素软禁了起来。强龙难压地头蛇，迫于无奈，张伯驹强抢不能，只得买通看守的兵卫，连夜将潘素带回北京迅速成婚。

成婚之后，张伯驹深感潘素聪慧非常，又请人教给潘素画山水画，晨钟暮鼓，琴瑟和鸣，此后的几十年间，潘素从未离开过张伯驹的身边。潘素知书达理，再兼二人兴致相投，对于张伯驹收藏字画的爱好，她一贯选择支持。正因如此，张伯驹更加醉心于名品字画，整日里四处寻访名家，收集奇珍异宝。

有一年，与张大千有着“南张北溥”之称的溥儒，想要把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转卖给洋人。《平复帖》是陆机真迹，乃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手迹，上面盖满了各朝各代名士的印章，素有“中华第一帖”的美誉。而溥儒曾将国宝级画作，唐代著名画马高手韩干的代表作《照夜白图》，卖给英国人。

张伯驹听到消息后气得跺脚，如此无价之宝，一旦流失海外，必成千古之恨！于是他立刻找到溥儒，问所需多少大洋，溥儒张口便要20万，一毛钱都便宜不得，奈何实在有心无力，张伯驹也就只能作罢。直到1937年，当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正是缺钱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借出一万大洋，这令溥儒愧叹不已。最后，在旁人的撮合下，溥儒才终于答应4万大洋卖给张伯驹，为中国保住了这一无价国宝。

此后，张伯驹又陆续买下，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珍品。而其代价，是变卖了家中，在京津两地的几乎所有房产。

1941年的一天早上，寄居上海的张伯驹正要出门办事，迎头走来三个大汉，绑了张伯驹便走。不久之后，潘素接到了电话，绑匪称没有200万，就等着收尸，这可急坏了潘素。别说200万了，一时间让拿出来这么多钱，100万也凑不到啊！情急之中，潘素想到家中收藏的字画。

正当潘素准备变卖字画赎人的时候，经过多方斡旋，潘素终于见到了张伯驹，此时的张伯驹，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而见到潘素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你救不救我，都不要紧，我珍藏的那批字画，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替我保护好！”

没过多久，绑匪害怕事情闹大，就把张伯驹交给了上海当地的的一个伪军头目，等潘素去要人时，头目一张口便是20根金条，无奈之下，潘素也只好四处借债，才赎回张伯驹。张伯驹曾对潘素说：“我死了没什么，它们才是我的命。”。

潘素也深知这些藏品对于张伯驹的意义，一直都细心保管，不敢有半点懈怠。北平沦陷的时候，为了保护国宝，潘素将这些名品字画，都缝进了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最终才把它们带出了北京。

1946年，古董商人马霁川，在北平拍卖一幅，素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的珍品《游春图》。这幅画布局得当，运笔细腻，乃隋代著名画师展子虔传世的唯一作品。当时抗战已经结束，故宫正广泛收购民间珍品，张伯驹闻言之后，便请求故宫买下这幅传世名作，以免流失海外。马霁川却张口要价800两黄金，故宫方面也只能望洋兴叹。

而就在此时，有洋人称有意购得此画，张伯驹气得捶胸顿足，连忙放话给马霁川：“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马霁川也有些怕了，就松了松口说，“220两黄金，有钱来拿！”

尽管价钱已经减少了很多，可对于家财散尽的张伯驹来说，这笔钱也不是个小数目。为了凑够买画的钱，张伯驹只好变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而这个宅子在京城之中，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是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而建，构建之宏伟，实为罕见。连马未都曾感叹说：“这宅子搁在今天，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等凑够了钱，张伯驹便立刻前往马霁川处买画，可没过多久，就愁眉不展地回来了，一问才知，这马霁川托辞黄金成色不好，竟要追加20两，此时已经是家徒四壁的张伯驹，哪能凑出这么多钱。无奈之下，潘素只得回到房里，将多年来珍爱的首饰金银，一应拿到当铺当了，才凑够了钱，终于买下了这幅《游春图》。

后来，南京总统府遣人来买，并称愿意出500两黄金买下《游春图》，而张伯驹却一口拒绝，称：“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而正是这些张伯驹用了半生守护，不惜倾家荡产，宁死不卖的国宝，在1956年时，被尽数捐献给了国家。

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级珍品。而这8幅作品，任拿出一件来，都是价值连城，不可估量地。时至今日，这些珍品还都是故宫的镇馆之宝。

当政府意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时，张伯驹一口回绝，只答应收下了一张文化部颁发的奖状。当有人问起，为什么会无偿捐献这些绝品时，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真可睥睨外国。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然而，一年之后，张伯驹却被打成了“右派”。

年青的时候，张伯驹就喜欢听曲儿，还曾跟京剧大师余叔岩学过戏，后来，为了发扬“国粹”，张伯驹还创立了“国剧会社”。建国后，为了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他拉了一帮老艺人排演戏曲《马思远》，没想到却被人扣上了封建余孽的帽子，打成“右派”。

解放时期，张伯驹曾和陈毅有过私交，经常在一起下棋，陈毅得知此事之后怒斥道：“张伯驹一个读书人，为国家捐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是右派！”

但张伯驹却并不感到恼怒，还说：“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要说我反动，实在是有些冤枉。”对此，陈毅还曾赋诗一首，送与张伯驹：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1961年，吉林博物馆候补有缺，陈毅便安排张伯驹夫妇，去长春做文物鉴定工作临行时，谈及此事，张伯驹也只是恬淡笑道：“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到了长春之后，张伯驹将毕生所学，悉数传授给了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们，还将30多件藏品，一并捐献给了吉林博物馆。其中包括张伯驹最为珍爱的一幅，南宋时期的《百花图》。

此画不仅是我国现存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对于张伯驹来说，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而就是这样一幅重要的画作，张伯驹依旧选择了捐献。但就在此时，更大的浩劫来了。

1966年，文革爆发，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之后，被下放到吉林舒兰县插队。此时的张伯驹已经年近70，舒兰县派来的人一看，“这么老的一个老头子，难道要我们养他不成！”便拒绝接收张伯驹夫妇。张伯驹和潘素老两口儿，也只得冒着大雪赶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老两口才发现，原先的宅子已经成了大杂院，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无奈之下，两人只得找了一个，不到10平米的小房子住下来。没有户口，也分不到粮票，只能依靠朋友接济聊以度日。

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挥金如土的民国公子，迟暮之年竟却落魄至此。但生活的清贫并没有让张伯驹自哀自叹，相反，夫妇二人依旧在家赋诗作画，好似什么也未曾发生过。而同当时许多被侮辱和诬陷的人不同，张伯驹并没有选择悼心疾首、愤愤不平，而是一如既往地平静。

对此，红学大家周汝昌也感叹道：“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张家鼎盛之时，曾有10位管家，有4位负责中西餐的大厨，每逢会客，席间皆珍品无数，令人叹为观止。而多年之后，画家黄永玉在饭馆偶遇张伯驹时，只见他独坐在一个角落小桌前：“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

黄永玉事后不禁感叹道：

“能喝此蹩脚红菜汤，

先生真乃大忍人也！”

1972年，陈老总去世，张伯驹闻言悲痛不已，连忙前往吊唁，可碍于“反革命”的身份，张伯驹被挡在门外。无奈之下，张伯驹只得手书一挽联，被放置在了会场的角落里。

追悼会上，毛主席无意间看到偏角里的这幅挽联，问：“书法好，词也好，这是谁写的？”陈毅夫人张茜一听，忙说，“是张伯驹送来的！”主席问，“他现在还好吗？”张茜便如实讲述了张伯驹夫妻的处境。

主席听后，不觉慨叹，嘱咐身后的周恩来说，“你去安排一下吧。”就这样，张伯驹进入了文史馆，潘素则进入了中国画院。

除了宠辱不惊、生性豁达之外，张伯驹待人接物也从未有过派头，在后辈面前，更从来没有端过架子。红学大家周汝昌和张伯驹熟识之后，每每到张伯驹家中拜访，自行翻阅藏书字画，想来便来，想走就走，一点也不必拘礼。收藏大家王世襄，一直想究《平复帖》上的印章，但又不好开口，苦思许久之后，才提出请求，谁知张伯驹听完之后说，“你每次到我家来看，实在是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吧。”王世襄大喜过望，连忙捧着《平复帖》小心翼翼回到家中，生怕有丝毫闪失。

1982 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大红灯笼挂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张伯驹因为感冒，住进了北大医院。进入医院之后，张伯驹被安排进了一间8人病房，寒冬之中，病房里嘈杂非常，条件十分简陋。

潘素便向医生提出，能否换一间人少一点的病房，却被医院一口回绝，理由是：不够级别。84岁的张伯驹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目睹着一个个病人的死亡，情绪十分低落，

而当潘素再次向医院提出请求，又再次被回绝。

张大千的孙子前去探望张伯驹时，张伯驹只得有气无力地握着他的手，默默流下眼泪。两天之后，病房中又死一人，张伯驹的病情急转直下，成了肺炎。而就在上级领导的批文下达的前一天，1982年的2月26日，张伯驹停止了呼吸。

当时，张伯驹的学生跑到北大医院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几座你们这样的医院！”追悼会上， 挽联如雪。经济学家千家驹感叹道：“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他的一生，如同一叶扁舟，卷挟在历史的洪流中。而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的境界，更是常人所达不到的。他行过的姿态，优雅而恬淡，他的格局之大，后人更难望其项背。而如今，却鲜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