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村史诗》
这样的叙事结构,在宣传话语中,一度被称之“花瓣式结构”,阿来如何看待这一标签?当代乡土小说的写作又该有怎样的新面向?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际,以此为题展开的作品又有什么成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这些问题专访了阿来。
作家阿来
澎湃新闻:您在《机村史诗》的“后记”里提及,您放弃了传统长河小说的写法,因为这些年,政治、经济冲击使得乡村中没有一个人、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可以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中心。在这个视角下,您怎么看当代的乡村长河小说?
阿来:我不反对别人依然延续这个写法,但这个路子用在我的小说中会有问题。这五六十年的现实使得村庄里每一代的风潮淘汰得很厉害,过去是政治,现在是经济,但是传统的乡村长河小说需要村庄长期处在某种不变的环境中,才有可能那样去写。我自己想改变,一方面是艺术家对自己艺术创新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写作对象的使然,我倒想写一部长河小说,去讲五十年间一个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但没有这种可能。我看到别人也有采用过这种围绕乡村,但不会只扣住一个人或家族的写法,但更多是在西方小说中会看到。
澎湃新闻:这样的写法会让小说看起来比较破碎,出版社用一个很美的标签来宣传,叫“花瓣式结构”,您怎么看这个标签?
阿来:我们现在讨论农村时,经常会用“破碎”这个词。破碎当然是因为政治、经济重心在往城市转移。过去我们不断把乡村旧的结构粉碎,今天我们想修复,但依然没想好在乡村里重建一个什么样的乡村。小说在写迅速变转的村庄,每个时代,每隔十多年,就会有人站在村庄的浪潮上,成为预示乡村变迁方向的新人物。但是到下一个时代,这个人离开浪潮中心,但他没有退出村庄,而是以次要角色出现在其他部分里。所谓“花瓣式结构”,其实不存在这样一种单独的小说形式。比起“花瓣式结构”,我的小说结构更像是一个青花瓷盘,它摔碎了,我们把碎片装在镜框里,它就像拼贴画,大大小小,它会另有美感,而且我们不试图把这些裂痕拼贴起来,假装它是一个完整的青花瓷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