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一位专门讲科幻的教授认为，我们很多文学有局限，就像我们写乡土故事，也容易局限在国家和民族层面，但是只有科幻文学是站在地球人角度来面对世界，我们去探索太空，是代表了整个人类不是哪个具体的国家和民族。
近日，阿来来到北京，与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施战军对谈《机村史诗》
澎湃新闻：汶川大地震发生十年了，作为川籍作家，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什么？
阿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我也参加过很多，那时候我们都在灾区，挖人什么的都干过。我觉得人内心的伤痕，最后只能交给时间，让他们重建生活。有时候我们各种各样志愿者、志愿组织，自己本身也不专业，有过度干预、影响灾民的做法，反倒妨碍灾民从灾民心态中解脱出来。政府只能派军队救你出来，没法盖房子的时候为你盖，最后这些事，只能靠自己，要自己面对。我觉得既然十年了，除了极个别的，比如瘫痪、截肢或者造成精神性疾病，大多数问题还得让大家自己面对。我担心的是过度，我们很多事就是一阵风，大家不管的时候都不管，一旦管起来，大家关心的时候全部都扑上去，有点过剩。
澎湃新闻：您有考虑把汶川大地震里的故事写进作品吗？
阿来：我会写这一段故事，原来我反对写，因为我觉得当时那些要去写的，一是有点投机心理，二是有灾民心态，我最近想法有转变。原来我反对，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写，但中国由古至今发生了多少灾难和战争，我们有写过一部值得让人记忆的作品吗？我们国家多灾多难，却从来没有一部灾难性的，真正被大家承认的东西。地震发生那时候，我就反对，尤其地震后第一年、第二年，我们四川灾区好多作家都说“我们要写地震”！我说，估计你们写不出，你们都有灾民心态，你们就觉得只要我写了，人家一定会欢迎，人家一定会照顾我，灾民心态就是希望被人照顾。你们这么急切地想写这件事，但是灾难本来不是英雄事迹，是自然的破坏力，这个你能不能写出来。这时候写出的东西经常一写就一把鼻涕一把泪，旁边还加二胡伴奏。但是，不论是在灾难中死去的、残损的或是幸存的，你应该要写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领会不出这个东西，要么就写得哭天哭地，要么就写得好人好事，这个写不出什么来。果然，十年过去了，我没见到过一本写汶川地震让我感动的书。我现在想写，本来我想早点动手，但是人家会觉得我在扣十年这个点，我想先把这个点躲过，等大家忘记这件事，逐渐不说的时候，我写出来。我快一点的话，明年就能写好，但我一定会避开“5.12”纪念日，不然我也成灾民心态了，我觉得这种心态是我们对文学的力量太没有信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