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戛纳主竞赛单元共有21部参赛片，其中三部的导演不会在这里现身，或许创下了戛纳历史的一个另类纪录。他们不到场的原因各有不同，有人在等待审判，有人不再需要荣光，有人被限制出境。然而，红毯上、首映上、媒体发布会上的空位，却使这些缺席者成了戛纳最有存在感的人。
《影像之书》海报
戛纳电影节的第三天，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影像之书》（Le livre d'image）在这里举行全球首映。虽然瑞士与戛纳的距离并不算遥远，但88岁的他还是没有前来，要不然这个五十年之约足以成为永载影史的美谈。
不过，2018年的戛纳选择他的名作《狂人皮埃罗》的剧照作为电影节官方海报，又将他的新片划入主竞赛单元，已不难看出纪念的意味；而戈达尔从原本的拒绝出席，到欣然在媒体发布会上接受视频连线采访，以他的惯常的作风来说，也算是给足了戛纳面子。
当年，他来到戛纳是为了撤下自己的作品，最终不但得偿所愿，还逼得那届电影节索性取消；如今，他的作品来了，人却不到场，但依旧受到顶礼膜拜，就连掌门人福茂都特意前来发布会围观视频连线。抚今追昔，正可见戛纳对电影及电影人的宽容与崇敬。或许正因如此，电影史的一段又一段传奇才得以在这里书写。
五十年前，逼停电影节
时光倒流五十年，那年的戛纳电影节因受“五月风暴”影响而取消，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届。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电影节大革命运动中，扮演振臂一呼、众人响应的旗手角色的，正是“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
事情还要从五十年前的那个二月说起，时任法国文化部部长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烈·马尔罗宣布了法国电影资料馆的人事变动，一手创办这所电影殿堂的馆长亨利·朗格洛瓦突遭解职，文化部另外指派了新任馆长。此举招来法国知识界尤其是电影人的强烈抗议，戈达尔、特吕弗等年轻导演携手走上街头。面对压力，不久文化部便宣布朗格洛瓦恢复原职，但过去数年来持续发放给电影资料馆的政府津贴，就此暂停。差不多也正是在这时候，以楠泰尔学院学生运动为起点的“五月风暴”爆发，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双方都有多人受伤。5月10日星期五，两万多名法国大学生、中学生占领拉丁区，靠着街垒与六千多名警察对峙。
在戈达尔的带领下，一群年轻导演要求戛纳电影节应立即暂停
就在这同一天，第21届戛纳电影节却在距离巴黎数百公里之外的蓝色海岸如常召开。当天的揭幕影片是修复版的《乱世佳人》，开幕典礼的主持人则是息影已有十多年的摩纳哥王妃格蕾丝·凯莉。远离风暴中心的戛纳，照例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电影人和媒体人前来朝圣，一切似乎和往届并无二致。
息影多年的摩纳哥王妃格蕾丝·凯莉担任那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典礼的主持人
5月13日，有一部分电影人和新闻记者宣布将罢工一天，以示与巴黎街头正在战斗的学生、工人保持团结一致，但他们的行动似乎并未掀起太大波澜；毕竟，有许多参展的电影公司代表、制片人不希望自己的生意受到政治事件影响。
同一天，特吕弗建议戛纳主席罗伯特·法布尔·勒·布瑞特（Robert Fabre Le Bret）终止该届影展——“电台每小时都在传来新的消息，一家家工厂都已被占领，火车都已停驶，很快就要轮到地铁和公交停运了。在这种情况下，戛纳电影节却在继续进行，那真是太荒唐了！”但遭到布瑞特拒绝。
之后的几天里，表面看来，戛纳各种放映、市场活动仍按部就班，如常进行。但在戈达尔、特吕弗、勒鲁什这几位年轻导演的合纵连横之下，多位导演响应号召，宣布自己的作品即刻退出影展，其中包括法国导演阿伦·雷奈的《我爱你，我爱你》（Je T'Aime, Je T’Aime）、法国女导演多米尼克·德鲁什（Dominique Delouche）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24 Hours in the Life of a Woman）和美国导演彼得·克林森（Peter Collinson）的《火线三壮士》（The Long Day's Dying）三部参赛片。
同时，由12人组成的评审团中，也有人宣布辞职不干了，率先退出的是带着新婚妻子莎朗·塔特一起来戛纳的罗曼·波兰斯基（不过他在2008年接受《综艺》杂志采访时表示，杯葛电影节的做法其实相当荒谬，他当年退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人所逼）和法国名导路易·马勒。稍后，意大利女星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和英国导演特伦斯·杨（Terence Young）也都拒绝继续承担评委工作。
评委中，带着新婚妻子莎朗·塔特前来的波兰斯基率先宣布退出，后来他坦承自己是被迫的
5月18日，一场辩论会在戛纳召开，戈达尔在会上掷地有声地表示：“我们已经迟了十天，现在必须立即表现出与学生、工人的团结一致来。所以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所有电影的放映活动，即刻全部停止……我在这里说的是要和学生、工人并肩作战，而你们要说的却是推拉摇移和特写画面！你们真是一群白痴！”
当天下午，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绍拉的参赛片《薄荷刨冰》（Peppermint Frappé）已开始放映，一群抗议者走上舞台，其中包括戈达尔和特吕弗，甚至还有绍拉本人以及他的女友、该片女主角杰拉丁·卓别林（Geraldine Chaplin）等。其中，最勇猛的还要属绍拉，他一把拉上舞台大幕，抵死不让观众看到自己的作品。场内亮灯后，工作人员上台阻止，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戈达尔双手吊在了幕布上，眼镜被人砸落，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影院只得结束了放映。第二天，主席布瑞特宣布，第21届戛纳电影节于当日中午十二点提前结束，比原定时间提早了五天。原定参赛的27部影片中，至此仅有八部完成放映，当年的所有奖项也都未颁出。
最新一期《电影手册》的封面即是当年那群年轻导演为了阻止电影放映，与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
五十年后，天神下凡
五十年前的戈达尔，意气风发；五十年后的今天，他却越来越像是个遁世的高人，虽每隔几年都有新作问世，但本人却完全绝迹于各类电影活动，连老友阿涅斯·瓦尔达想要会面都不给机会。不过，在专为他代理电影发行事务的法国电影制片人樊尚·马拉瓦（Vincent Maraval）看来，这些都事出有因。
作为法国知名独立电影发行公司Wild Bunch的创始人，过去近二十年来，马拉瓦一直都为戈达尔代理发行事务。老导演此前四部在戛纳全球首映的作品——2014年的《再见语言》、2010年的《电影社会主义》、2004年的《我们的音乐》和2001年的《爱的挽歌》——全都由他经手，甚至与戈达尔沾点边的也不放过——去年在戛纳首映的那部拿他打趣的《敬畏》，也由Wild Bunch发行。
近日，马拉瓦接受美国文化网站Indiewire采访时表示，“据我所知，他其实是很愿意去戛纳的。2014年和2010年他都没去，但那并非他一开始就计划好了的。他本来是考虑要去的，但电影节开始之后，他在电视里看了那些新闻报道，产生了新的想法。他问自己，‘我干嘛要去？我现在都一把年纪了，那地方整天乱哄哄的，像个马戏团，去一次真是好累。最关键的是，我都不一定有机会公开讲讲自己的电影，为它的内容作些解释。’他分析了一下，觉得去戛纳已经变成了一件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事，于是才做出了不到场的决定。因为对他来说，如果去了，电影放完之后肯定还会有记者见面会，到时候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出现。但问题在于，以往的历史早已证明，每次戈达尔开新闻发布会，记者关心的都不是电影本身的话题，他们提出的全是关于政治的问题。他其实非常愿意好好谈谈自己拍摄的新片，但在戛纳这种地方，记者提的问题肯定都类似于‘你怎么看特朗普这个人？’但问题在于，他的新片拍的根本就和特朗普全无关系啊。所以我现在也觉得，他不去反而是件好事。《我们的音乐》和《爱的挽歌》的时候他去了；《电影社会主义》和《再见语言》的时候他都没去。结果我发现，他没去的时候，大家的焦点反而会更多放在电影本身。”
然而，最终戈达尔并没有完全神隐。不知是否为了还五十年前的债，他竟然同意通过法国影评人杰拉尔·勒福（Gerard Leford）的手机视频连线采访。不过，开场之前还是要勒福先哄一番：“你看看，今天来了那么多记者，他们看上去都很友善，就请你好好回答吧。”
何止是友善，记者们简直如同看到天神下凡一般心生敬畏，忙不迭地用手机或相机对着被锁在手机小屏幕里的他一顿猛拍，以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而每一位上前提问的记者在抛出问题前，都要表达一番对他的崇敬之情，有人表示能跟他说上话实在太荣幸了，有人透露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特意学了法语。仿佛提问并不重要，回答也不重要，能跟大神有这么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才是重点所在。就连关于五十年前他把戛纳给搅黄的尴尬往事，也被他轻描淡写地以很怀念当年那些如今已不再的朋友一语带过。
《影像之书》：与电影不远，与艺术很近
再来说说《影像之书》。相比上一部《再见语言》，《影像之书》还是要“好看”一些，但也仅是“一些”而已。全片的题眼就在标题的“书”上，如同文本超脱文字，影像同样可以超脱画面，被拿来读解；形式上，则类似戈达尔之前的《电影史》，以各种影像资料（包括《战争与和平》、《索多玛120天》等老电影以及《周末》、《悲哀于我》等他本人的作品、新闻图像）的剪辑（迷影者可以借此挑战自己的阅片量），按不同主题分成章节，配上他的意味深长的独白，比如“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因为每个人都在从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为什么每个想成为国王的人，最后都成了浮士德”，“文字不可能变成语言”。
电影晦涩，但观影过程却很欢快。我所在的巴赞厅里（相信其他场次也有同样的情况），在电影尾声中先后响起了两次乌龙掌声，引得心领神会的笑声四起，将观影中的阻塞感一扫而空。第一次是在字幕出现时，有几位心急的观众就开始鼓掌，但其实之后还有一段很长的“彩蛋”。到了“彩蛋”时间，屏幕突然全黑，戈达尔的画外音传出，于是又有观众以为终局已至，赶紧鼓掌致敬，然而这不过是老头想熄了灯，再跟观众说几句心里话。待到终于真的完结了，大家才又边笑边迟疑地第三次鼓掌。虽然一部电影能在尾声赢得三次掌声实属难能可贵，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家是否都在迫不及待地等待它结束呢？
《Screen》的戛纳场刊上说，《影像之书》在戛纳不像是一次电影放映，倒像是一个装置艺术。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这个观点。事实上，参与戈达尔新片《影像之书》制作的瑞士“蓝屋”（Casa Azul）电影公司和法国“黑幕（Ecran Noir）”电影制作公司在戛纳向媒体透露，基于《影像之书》拓展而成的大型装置艺术展览，年内有望在巴黎、马德里、纽约和新加坡四地巡回展出。预计其展出规模将达到五六百平方米，内容则包括以《影像之书》为原点发散而出的各种互动艺术体验项目，“届时观众将有机会走进一片由画面与声音构成的森林。”负责此项目的两家公司，信心满满地表示，这件艺术作品与毕加索传世名作《格尔尼卡》可有一比，“区别只在于《格尔尼卡》仅关涉历史某一章节，而《影像之书》涉及的却是整整二百年的人类历史，同时又不忘观照现实。”
此外，代表“黑幕”电影制作公司参与《影像之书》的伊朗女制片人蜜特拉·法拉哈尼（Mitra Farahani）还向媒体透露，向来很少在镜头前露面的戈达尔，接下来将会主演自己执导的纪录片《献给星期五·鲁宾逊》（A Vendredi Robinson）。法拉哈尼1975年生于德黑兰，现定居巴黎。此前，她曾凭触及伊朗变性人群体的纪录片处女作《只是一个女人》（juste une femme）受人关注。《献给星期五·鲁宾逊》说的是戈达尔与伊朗导演易卜拉欣·格勒斯坦（Ebrahim Golestan）之间的友谊。格勒斯坦1922年出生，比戈达尔还要年长八岁。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伊朗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伊朗著名女诗人芙茹弗·法洛克扎德多有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