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馆长罗诺德：傅文俊的数绘摄影

艺术家傅文俊的数绘摄影之构图和表现方式流露出极致的视觉效果。艺术家们常以过去与现在的发展为创作灵感，傅文俊亦如是，他如画的摄影风格与路易·达盖尔（1787-1851）在1820年代初期的摄影作品的绘画性关系密切。傅文俊的当代作品虽然蕴藏与继承了上述特质，但在技巧上却未受路易·达盖尔的风格所限，亦绝非纯粹的绘画；它乃是在单色和彩色摄影方面，建立出一种深深植根于多层中国文化的语言。

傅文俊的数绘摄影常被誉为富有诗意。诗歌是一种以文本为基础的媒介，通过文字描述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思考能呈现出口语对话内容的图像。在傅文俊的数绘摄影中，影像是最重要的，图像内容则是一种叙述。观众欣赏他的作品时，不像在阅读一则图画故事，而是更多地投入于一种视觉内容上的哲学思考。如此，文字与影像合而为一，在观众的脑海里擦出火花，使作品的历史与文化涵义变得完整。

“数绘摄影”是傅文俊的创作理念，它重新阐释摄影艺术核心的传统，并在其作品展中表露无遗，最近在香港大学举办的傅文俊作品展即为一例(图1)。这位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融入其他艺术媒介的元素，开创了美学上一种拥抱各类艺术形式、崭新的愉悦体验。傅文俊的创作技巧在表现手法和历史涵义上均有文化参照。当他描绘中国艺术和建筑，或采用象征元素时，傅文俊会以中国水墨画的主题与技法作为绘画构图的创作灵感。通过揭示摄影与其他艺术模式而相得益彰，傅文俊将那看似艰涩难懂的信息转化成极易掌握的概念，从而引发有关历史、社会和人文的批判思考。

图2《空山新雨后》

图3《小楼咋夜又东风》

傅文俊在《空山新雨后》、《小楼咋夜又东风》、《行到水穷处》（图2-4；数绘摄影，100 x 100 厘米，2017─2018)中挥洒墨水，绘出一组三乘三的浮凸方格，反映阴影与空间把主图墨迹层层延伸。众多作品中所展现的分层效果，可见他力求打破摄影规范。对傅文俊而言，一张照片可被切割和延展，在它与空间和光线互动时，创出一个全新的艺术角度。在同一个光与暗互相辉映的立体图像中，不同色调的灰色与深黑色的变化并置呈现。

图4《行到水穷处》

正如传统的黑白照片一样，对比效果是赋予影像活力的重要元素。傅文俊的作品与水墨画的视觉联系，正提醒着观众，湿润的黑色和画家挥动（画笔）笔触时产生的明暗墨痕是同样重要的。多个世纪以来，画家们一直苦练如何透过画笔来呈现水墨的浓淡效果。在傅文俊作品的光影意趣中，传统中国文化对“墨韵五色”(即干、湿、浓、淡、黑)的应用、干墨与湿墨之间的细微差别、或墨染画的朦胧效果，都一一隐藏了。

图5《不二法门》

图6《宝马》

《不二法门》、《宝马》（图5-6；数绘摄影，100 x 100 厘米，2017─2018）等作品以抽象的构图描绘佛陀和唐代宝马。两张作品并非直接描绘佛陀或宝马，而是一个侧面描绘，主题就像被一层轻纱遮盖着，与画笔下如梦似的图像非常相似。傅文俊作品的传统面貌不仅限于技巧表达，更包含融合了当代摄影和古代中国艺术形式，特别是立体雕塑的图像；这就像上文提及的光影意趣，实为平面与立体之间的对话。

图7《缘来缘去》

图8《无人私语》

傅文俊在《缘来缘去》和《无人私语》（图7-8；数绘摄影，100 x 100 厘米，2017─2018)）两幅摄影作品中，运用颜色来丰富创作主题。他的单色影像与水墨画产生强烈共鸣，其彩色摄影却散发出中国木刻版画的特征。那代表宝塔的淡蓝色调，构成一个由木版墨痕造成的和谐统一的影像。这种特质和重叠的环形图案，塑造出另一种立体的幻象；又或者可以说是一幅帘子或一块动人的面纱。

《无人私语》中的“面纱”由一连串的中文文字构成。传统有谓书画同源，皆因两者都以毛笔和水墨创作。傅文俊的摄影作为现代媒介，联系和拓展了传统的转印技法；不管他是否有意为之，其作品的确使“书画同源”这一概念更为充实。

图9《大珠小珠落玉盘》

图10《更待江南半月春》

傅文俊作品中另一项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他对色块的运用——那让人联想起新水墨运动的元素。《大珠小珠落玉盘》和《更待江南半月春》（图9-10；数绘摄影，100 x 100 厘米，2017─2018）两幅色彩配搭看似简单的作品里，墨韵气息相当浓厚；傅文俊并非只是简单地混合色彩，而是利用在不同的独立方块区域来创造画面的深度和饶富趣味的并置效果。立体对象的描绘、光影的意趣、对比色彩的联想等多层元素，组成一幅深入而层次丰富的构图。

傅文俊艺术创作的本质建基于多个文化涵义：他的摄影将传统绘画风格与技巧、传统图像与一种未有明确定义、看似盖着一块面纱般隐秘却是有助凝聚起各种媒体的表现手法等连接起来。作品内流畅的墨韵全是中国元素，但与木刻版画相关的图像却又可能与东方和西方文化风格相关，因它们带有曼·雷（1890–1976）与安迪·沃霍尔（1928–1987）艺术风格的影子。不过，将雕塑和建筑主题结合，并将中文文字融入抽象的绘画性当代摄影之中，正是傅文俊新颖的艺术形式的标志。

这一系列的作品分析，进一步带出几个额外、且并非傅文俊作品或一般摄影所独有的事实。傅文俊的作品呈现出技法和大小相同的影像，所有的摄影都是由九个体积较细小的方块组合而成的大方块（100 x 100 厘米），以达致多层效果。这种方块设计营造出一个工整规范、重复密集的视觉效果；当中只有作品的主题有所变化。每张摄影的内容与其他摄影的并非必然相关；唯有当个别方块在特定大主题下组成一对或一组时，它们才算属于同样的主题。由此可见，傅文俊的数绘摄影所呈现的并非传统设计构图上的协调，而是技巧的统一。观众能从中明白，他的摄影带来一种印制和装裱摄影的新方法。该方法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一种能将视觉表现方式独立于描绘主题的方式。

傅文俊的摄影蕴藏丰富多样的文化与艺术涵义、视觉关系和装裱技艺，为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体验。他的影像既非全然抽象，亦非纪实摄影。其摄影感染力的糅合与解读，为我们带来一种源于达盖尔的时代、用以重现自然的新艺术形式。文字的加入使不同的元素在傅文俊的视觉作品内得以重新调配，从而激发起引领我们突破传统数码摄影框框的想象力。

罗诺德，2019年5月

关于作者：罗诺德博士（Florian Knothe），艺术史学家和博物馆专家，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馆长，并教授艺术史和博物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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