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2年4月发表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瞿秋白开宗明义地指出：“普洛文艺应当是民众的，新式白话的文艺应当变成民众的。”就音乐戏曲而言，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充分利用旧式体裁的歌曲、小调、歌剧等，“竭力使一切作品能够成为口头朗诵、宣唱、讲演的底稿”，但绝非盲目模仿旧式体裁，而应当做到两点：一是对旧式体裁进行革新，二是“逐渐的加进新式的描写叙述方法”，如引入西洋音乐形式，即瞿秋白所谓的“欧化文艺”，“可以输入欧美的歌曲谱子，要接近于中国群众的音乐习惯的，而填进真正俗话的诗歌……可以创造新式的通俗歌剧，譬如说用‘五更调’‘无锡景’‘春调’等等凑合的歌剧，穿插着说白，配合上各种乐器”，“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而创造出新的形式”。

在瞿秋白看来，“移动剧场、新式滩簧、说书、唱诗……这些都是大众文艺作品发生的地方”，为此他号召革命文艺家深入群众，广泛开展“街头文学运动”，“说书式的小说、唱本、剧本等等，这需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即使不能够自己去做工人农民……至少要去做‘工农所豢养的文丐’……要去向群众唱一出‘莲花落’讨几个铜板来生活，受受群众的教训……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唱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在他们中间谋一个职业”，否则革命文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大众的普洛文学是始终要枯死的”。

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始终强调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主张建设平民的、大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运用说书、滩簧等类的形式……利用流行的小调，夹杂着说白，编成功记事的小说”（《大众文艺的问题》）；“歌谣小曲就是歌谣小曲，把你们嘴里的中国人话练练熟唱出来，念出来，写出来，使大家懂得”（《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这样展望文艺大众化的光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