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之中创造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出来，同着大众去提高文艺的程度，一直到消灭大众文艺和非大众文艺之间的区别，而建立“现代中国文”的艺术程度很高而又是大众能够运用的文艺。（《大众文艺的问题》）

在沪期间，瞿秋白身体力行地践行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深入市井街巷，搜集民间歌调。城隍庙有个叫“小热昏”的艺人，边卖梨膏糖，边打着小锣说唱。瞿秋白经常到城隍庙去，戴着眼镜，压低帽子，站在人群中静静聆听。他把这些民间说唱改编成通俗歌谣，其中最早的一首是“九一八”事变后写的“乱来腔”《东洋人出兵》。所谓“乱来腔”，据瞿秋白所言：

这首歌的调头是没有什么一定的，大家随口可以唱，所以叫做乱来腔。谁要唱曲子唱得好，请他编上谱子好了，欢迎大家翻印，欢迎大家来唱，欢迎大家来念。一人传百，百人传千，提醒几万万人的精神，齐心起来救国。

《东洋人出兵》分北京话和上海话两种唱词，各有十五节，辛辣讽刺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民众奋起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这些歌谣都是根据流行小调创作，如《上海打仗景致》据“无锡景”调改编，《工人要求唱新春》是“仿唱春调”，《可恶的日本》根据黎锦晖的《可怜的秋香》曲调写成，《苏维埃歌》的曲调则来自苏联歌曲《同志们，勇敢地前进》。《东洋人出兵》《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可恶的日本》还被印成传单，“革命救国，人人要唱，欢迎翻印，功德无量”。

“只管唱，不管认”

1934年1月，瞿秋白受党的委派，去往中央苏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2月5日到达江西瑞金，任中央教育部长等职。三四月间，瞿秋白对《赤潮曲》予以修订，删去“沉梦”“福音”“大同”之类文绉绉的词，代之以“工农”“红旗”“苏维埃”“列宁主义”等政治性话语，使之更为适应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