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翻译《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一书的影评人李洋（大旗虎皮）认为，有的人在为电影涂抹色彩，有的人则在修理电影的本质，阿巴斯属于后者。“阿巴斯的离世让人痛心和遗憾，他不仅是世界影坛标志性的‘东方’导演，他的电影给西方带来一种完全陌生的电影形态，同时，我认为他始终保持着自觉，没有因被加冕而成为被消化的‘他者’。”
阿巴斯在中国的影响力不小。上影导演武珍年在同济大学教书时曾将《橄榄树下的情人》作为教学示范片给每一届学生放映，她认为这样的电影与好莱坞的编剧法则形成了一种巧妙的补充。“好莱坞的技术玄妙只是故事的外衣，故事的核心其实都很简单。民国时代的大师作品也有这样的特质。费穆的《小城之春》便是。只是到了解放后，我们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强化，而更要命的是离电影的本体越来越远，杂乱无章。学习伊朗电影就是回到电影的本体。”
拍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老驴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土地三部曲”的导演李睿珺在圈子里有个戏称叫“张掖阿巴斯”，在他的影像中，土地与人的关系，镜头画面的隐喻，简洁淳朴而孤独的气质都受到阿巴斯的影响。李睿珺在谈到阿巴斯对其创作的影响时表示，“很喜欢他的电影，简单纯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浑然天成。从他的电影中学到用最简单的镜头语言和简单的故事去讲述很深刻的事情，懂得藏，懂得做减法。”
在对于阿巴斯的评述中，最著名也最“严重”的莫过于戈达尔的一句“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对于这句话，致力于世界电影史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方认为，格里菲斯开创了电影的形式与内容的构架，阿巴斯让电影叙事在媚俗的时代走上了诗意却注定孤独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