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旋律 奏响凝聚人心的时代强音(2)

1.重大主题创作将“事实如此”的现实主义与“应该如此”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以青春化、类型化、组合化探索拓展大众传播力

近十年来，围绕重大事件及历史节点的重大主题创作在继承传统、创新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绩。“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成为主题创作的核心诉求，一批又一批重要作品不仅为重大政治节点营造喜庆氛围，更重要的是用艺术形式寓教于乐，宣传普及了政治主题和执政理念。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成立90周年、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胜利等时间节点，影视行业在党和国家各级部门指导、推动下，形成了主题创作的高潮。影视创作与中心工作密切联系，与观众、节庆、时代息息相关。其中的优秀作品起到了聚人心、鼓人气的精神作用，部分作品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持久的热烈讨论。

在电影领域，陆续出现了《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1921》《革命者》《建军大业》《血战湘江》《百团大战》《老阿姨》《守岛人》《金刚川》等代表性作品，电视剧则出现了《毛泽东》《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海棠依旧》《共产党人刘少奇》《彭德怀元帅》《绝命后卫师》《太行山上》《可爱的中国》《觉醒年代》《百炼成钢》《理想照耀中国》《我们的新时代》《大江大河》《跨过鸭绿江》《山海情》《最美的青春》《在一起》《大决战》等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努力探索政治、艺术、商业之间的平衡点，在各个重大事件及历史节点上重点推出，形成了重点影片集中播映的一次又一次高潮。

这些作品受到各级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往往能够集中优质的编导演、制作团队、发行和播映平台的资源，进行创作、生产和传播。创作者也努力与主流影视剧观众形成良性互动，寻求最大限度的观众共鸣，强化其大众传播能力。有的采取“青春化”表达，有的采用“类型化”制作，有的尝试“组合化”模式，还有的探索“时代报告剧”形态。这些创新努力扩展了主题性创作的观众影响力，而其中一些代表性作品自觉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追求细节的真实和饱满，强化视听艺术的呈现能力，将“事实如此”的现实主义与“应该如此”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和独特的艺术价值。在这方面，《我和我的祖国》《觉醒年代》《大江大河》《山海情》等影视作品，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时期影视创作的标杆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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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主流创作推动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结合，就像一块巨石投进湖中，在社会上激起思想和情感的巨浪

党的十八大以来，被评论界称为“新主流”的影视剧创作现象备受关注。新主流，既不同于着眼于主流价值表达而忽视主流市场接受的传统“主旋律”题材，也不同于仅仅着眼于主流市场占有而忽视主流价值传达的商业娱乐作品，其“新”就新在试图找到主旋律故事与主流观众的共情点，以完成主流价值的传播。影视创作者更自觉地将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相结合，既自觉地、鲜明地、积极地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又尊重传播规律、尊重商业规律、尊重观众体验，并最终最大限度地占有大众市场，从而成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相统一的头部影视作品。

从主旋律电影的伦理化、商业电影的类型化到新主流电影的出现，中国主流电影创作实现了重大跨越。《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1921》《革命者》等作品，主动改变创作语态，借助市场元素，注入现实参照，艺术创新有了突破，形成了历史瞬间、共同记忆与“我”的个人经历碰撞在一起的创作方法论，以及用流行元素结合主题表达的商业模式，从而扩展了主流创作的传播规模，强化了主流的传播效果，使主旋律创作在市场上受到广泛认可。以《战狼》《战狼2》《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中国机长》《流浪地球》《金刚川》《中国合伙人》《夺冠》《我不是药神》《烈火英雄》《攀登者》等为代表的带有鲜明类型特征的影片，则借助于电影工业的基础，类型叙事的规律，在灾难和危机事件推动下，塑造了舍生取义、舍生忘死的新英雄形象，突出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鲜明主题，从而使类型创作有了强烈的价值感染力。这些作品，体现了主流价值、主流电影类型、主流电影市场的融合，不仅占据年度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列，还成为年度文化现象，在各种媒体和自媒体平台引起了广泛讨论。这些头部电影就像一块巨石投进湖中，在社会上激起思想和情感的巨浪，起到了凝聚共识、振奋精神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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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创作的新主流现象也同样引人注目。许多主旋律作品更加自觉地尊重大众传播规律，寻求与大众共鸣共情的表达方式。《大江大河》不仅是反映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剧，同时也是中国人在百废待兴中发愤图强的历史史诗，它不是简单歌颂改革开放的成绩，而是尊重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用几组生动的人物形象唤起观众对四十年个人和中国命运的共鸣，并用丰满的细节和完整的情节给观众带来审美艺术享受；《觉醒年代》避免了对历史人物的概念化、脸谱化呈现，让历史人物真正回到历史场景中，形成了鲜明生动的个人性格，让观众看到了被激活的历史和人物，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山海情》则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让脱贫攻坚的故事真正植根在西北农村的土壤中，用厚重的现实性表现出农村变革的伟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外交风云》《跨过鸭绿江》《最美的青春》《特赦1959》《伟大的转折》《澳门人家》《奔腾年代》等诸多作品，也都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最大限度地避免主题先行带来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局限基础上，努力在叙事方式、意义表达、资源配置等方面寻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不仅唱响主旋律，而且让尽可能广泛的观众接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作品。与此同时，许多面向市场的大众电视剧，也更加自觉地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奉献、敬业成为《平凡的世界》《情满四合院》《欢乐颂》等许多家庭伦理剧、都市剧、现实剧、行业剧的共同主题表达，仁义、坚韧、家国情怀等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也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传承；《伪装者》《悬崖》《叛逆者》等则在敌我冲突的大背景下，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信仰，使谍战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信念剧。大众类型电视剧面向主流市场，表达主流价值，改变了过去一些商业类型剧过度娱乐化的倾向，提升了电视剧价值观传达的自觉性。

新时代，影视剧被置于国家文化的战略高地，其政治性、宣传性在新的产业化、市场化基础上全面升级，形成了“新主流影视剧”现象，体现了这时期中国影视剧在国家导向、全球影响、市场推动、观众更迭、艺术创新、行业发展、技术赋能、社会演进等复杂力量的引导下，所出现的主题、题材、类型、风格、样态的发展和变化，阐释了影视发展与时代、观众、政治、市场的互动关系。随着文化影响力受到高度重视，影视剧将越来越成为国家形象、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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