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福等演出孙立生获奖作品山东琴书《农家春》

就因为我所从事的是写“曲艺”，每当与同出入一个文联大楼的那些歌词、小说创作者碰面，我便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我曾探寻形成这种莫名其妙“自卑”的原因，它首先让我想起1973年去一家地方的曲艺团体学习的情形，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下接触到专业的曲艺家，接待我的先生盯我半晌后漫不经心地说，曲艺这行，好孩子不干，赖孩子干不了……这句话显然是这位年龄并非太大的先生从老前辈艺人那儿“继承”来的，当然后来我明白了这话主要意思是说曲艺演员天赋的重要性，但无论如何那“好孩子不干”对我刺激实在太大，因为我此后始终没有脱离曲艺，它带给我的“自卑”也像鬼影一般，总也甩不掉。每当听到有人介绍我是“搞曲艺的”时候，我感觉到的都是一种“轻蔑”。平心而论，曲艺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这样一门比弹钢琴、拉提琴、写小说、搞美术等等“低三辈”的艺术行当。

对我来说，轻视曲艺，实在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我曾是曲艺最大“实惠”的享受者：上中学时上台演过几次快板儿、相声、三句半，竟鬼使神差地让形象、个头、声音都不具备演员材料且“政审不合格”的我，逃避了当年的“上山下乡”，成为解放军战士演出队的文艺兵。是那个年代为我制造了这种“侥幸”，实际上，中学时代的我是把“曲艺”与滑稽、“出洋相”联系在一起的，而当年人们看中的则是曲艺可以迅速、直观地“配合中心”的功能。想想看，在艺术之大忌的“直观”成为曲艺艺术形式“特色”的年代，曲艺的艺术含量亦便不言而喻。而我当初竟是靠着人们对曲艺艺术的无知与偏见穿上了人人羡慕的草绿军装。只是这种“投机”的成功，不仅影响了我的“曲艺观”，亦导致了我以后多年对文化、艺术态度上的浮躁，以至于许多年我对曲艺的认识与态度都是极其浅薄和急功近利的，即认为无需太多的形象思维或复杂的故事结构，只要紧跟形势，反应迅速，将感情冲动的口号排比、罗列在一起编“顺嘴儿”就是曲艺，若再设置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或许就是一篇“轻骑兵”样式的曲艺佳作……

在部队工作8年后，我复员到一家综合文艺月刊做了近10年的曲艺编辑。在身边两位老编辑的悉心指导下，我对曲艺总算有了些了解，总算明白原先自己做的那些赶时髦的“玩意儿”与真正意义上的曲艺相距还很远。那时我虽负责编辑曲艺稿件，但同时还要时常完成诸如专访、评论等其他形式的稿件撰写任务，这使我读书、学习及研究的对象大大超出了曲艺的范畴。遗憾的是“杂学”来的学问与我对曲艺那一鳞半爪的认识“搅和”一起后，带给我的却是一种“改革曲艺”的冲动与偏激。我在尚未弄懂曲艺脚本特殊规律的时候，竟踌躇满志、异想天开地要对曲艺的“浅显”进行改革。于是针砭时弊的山东快书小段被我“编”成了蹩脚的“讽刺诗”，相声作品的“垫话”“瓢把”被我视作多余的“废话”而大刀删除。我甚至要通过自己的作品给曲艺“导向”，我立志要让我的相声表现人苦恼的笑、含泪的笑、无奈的笑。只是对我的“大作”，演员们的兴趣似乎不大，他们看罢本子倒是笑了——笑得有些无奈。

我曾为“曲艺圈”里少知音苦恼，更为曲艺观众的“层次低”而悲哀：不是么，我在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哲理、那种思想，究竟能有几人意会？我绞尽脑汁完成的那些平仄考究、“情景交融”的鼓曲唱词又有哪位称许？！我曾期盼着有朝一日我的作品的“价值”会被人们发现，可进剧场就为寻开心的曲艺观众，总也不买账。当然，曲艺并没因为我本人的“危机”而衰弱，且不说小品、相声等仍在荧屏有其位置，天津等地曲艺鼓曲的剧场亦日趋火爆起来。“碰壁”多了，又无所成就，倒让我冷静许多，总想远离些“浮躁”，以保持平和沉稳的心态，去学习、分辨、融化、思考。曲艺理论书籍极为欠缺，我只好逼着自己联系30余年的曲艺实践，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去认识、理解曲艺：我曾问，应如何给曲艺定位？我曾答，即便是300多种曲艺形式各有特色、风格迥异，但却皆属大众艺术的范畴，倘若说所有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观众层面的话，那曲艺观众群无疑应是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之一，曲艺人的责任就是要把握住大众艺术这一“定位”，不断探求俗文化的规律，让大众在“愉快接受”中提高审美情趣。我曾问，曲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创作滞后吗？我曾答，比较起来，表演似乎比创作更落伍，因为曲艺本来就是靠演员高超的表演技艺来“包装”作品的，试问当今走红的中青年曲艺家哪个表演技巧敢与当年的侯宝林、高元钧、骆玉笙、李润杰等叫阵？！人们曾用“百听不厌”形容当年那些曲艺表演大师艺术的精湛，而把导致今天曲艺成为“一次性艺术”的原因仅仅解释为“创作跟不上”显然有失公允，多年来群众性的曲艺创作有时走向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一些有追求、勇于探索的专业曲艺家现实题材的作品文学性、思想性和时代感虽大大加强，其题材涉及的领域亦大大开阔，但也有一些曲艺家轻视了对曲艺艺术规律性的把握。在他们忽视表演而把成功寄托在作品上的同时，观众经其“磨合”，亦把品曲艺之情趣、韵味为主的欣赏习惯逐步变为欣赏曲艺作品提供的新鲜内容为主，如此一来也掩饰了曲艺演员表演上的落后。我曾问，曲艺创作难，难在何处？我曾答，最难的就是把握作品的“度”，只有真正熟悉大众的审美情趣、具备真正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较高的艺术修养，才能使作品达到通俗而不媚俗，幽默富有情趣而不失品位。我曾问，曲艺界最需要解决的是不是仍是素质提高的问题？我曾答，提高素质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当今曲艺队伍首先需要战胜自己，有一句时代流行语叫“敬业”，要从事“乡情乡音”的曲艺，首先要有脚踏实地为当地百姓大众服务而远离个人功利的牺牲精神，曲艺理应是一项值得自豪的崇高事业。可事实远非如此，据说一位省级领导同志的孙子求师学习相声表演，此事竟成“笑谈”，被身边几位曲艺界同仁议论。由此可见，今日曲艺家的“自卑”已不单单是世俗偏见所造成。

我曾经窃窃自喜过，认为创作曲艺的专业人才相对较少，因而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捷径，后来才明白从事曲艺绝不可以抱着“蒙事”的态度。有一天，我与一位小说作家同时应邀出席一社交活动，本来我们俩能耐旗鼓相当，即发表文字不少，可谁也未写过有影响的作品。席间，当同桌客人问起我们各自的“代表作”时，人们对我俩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对他显然是肃然起敬，但那“似曾知道”的表情十有八九都是装扮出的；对我则直接表现出轻蔑，不仅直言相告“没有看过”，还把“油滑”“庸俗”“没新东西”“走下坡路”等那些批评当今相声、小品节目的字眼儿，一股脑儿地甩到我身上。尴尬过后，亦喜亦悲：即使“不咋的”的曲艺，人们批也好，骂也罢，终究还在真看；只是这些年曲坛“轻浮”的东西太多，“厌屋及乌”，许多从事曲艺的人亦让人给看轻了，这实属曲艺之“悲剧”。而由此让我幡然醒悟、刻骨铭心的则是，写曲艺真难，难就难在它难于“蒙事”，众目睽睽、众口难调，众人不给一丝情面。

于是，我总想对曲艺界那些自以为是、漫不经心的朋友说：“通俗，其实不容易！”

（作者：孙立生 系山东省曲协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