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人性的深究，《鹅头岭》也没有避讳社会的病态，像极左毒瘤对正常社会秩序的扰乱，像虚假典型宣传为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这样的现象，都有发人深省的描写。在抗洪抢险中颜新民和林军两人牺牲后，伍炳志就纠结过：“是抗洪英雄还是责任事故？如果是英雄，自己就是英雄的连长；如果算事故，自己该负多大责任？”他虽然也觉得自己的这些个人得失算计非常可耻，还是不免瞻前顾后。后来朱继荣与盗窃团伙合谋盗窃去安疆军列上的罐头，乘列车在暴风雪中受阻伪造虚假现场被冻伤，伍炳志在去建疆市处理过程中，未充分了解实情即上报了朱继荣等九名押运班战士在身体冻伤的情况下保护武器装备等军用物资的事迹材料，且已在庆州登报宣扬。而在朱继荣迫于压力向他坦白了真相后，“伍炳志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让朱继荣装哑巴，自己配合着假戏真做，这一关才能蒙混过去”。他认为如果此时说明真相，“不光自己身败名裂，还会连累好几个首长。”结果竟然是朱继荣立二等功，代理基地仓库主任，伍炳志被推荐为非洲国家军事顾问选拔对象去了北京，就连写事迹材料的刘胜也立了三等功，师党委还让朱继荣和押运班组成英模事迹报告团在全师巡回报告，在汉川军队地方引起热烈反响。组织被蒙蔽是一方面，伍炳志的内心怯懦和个人主义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无论如何，这都破坏了军队思想建设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传统。这样的奇葩剧目，在生活现实中绝非个案，而这样的对体制机制中缺陷和漏洞的曝光、显影，正是文学“干预”现实，发挥对社会针砭作用的正道所在。

事实上，《鹅头岭》对革命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对和平时期军队的思想教育、价值观塑造，都有大量生动的展现，从王烈、雷光华、高克武、陈兴国等前辈，到白鹿鸣、南木、王彤、丁长卫这样的后辈，他们身上都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价值理想牢不可破，思想定力超乎常人。在伍炳志的同龄人中，作者特别塑造了“思想者”王彤在逆境中的刚正不阿，塑造了军政素质全面的南木在面临急难险重任务时的担当精神，塑造了严于律己的白鹿鸣不为金钱利诱所动、坚持原则的个人品质，还清晰描述了军队在干部提升任用中一些不可动摇的政治纪律、组织原则。如伍炳志在立功受奖、职务变动时，上级主官数次对其进行诫勉谈话，或在接获举报线索或群众反映问题后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还有像对常为民、朱继荣、刘胜等人的严肃处理和法办等。作者甚至将笔触深入到一些关键岗位、重要人物的作风做派，诸如大军区的所谓二号人物、总部首长的秘书之类，反讽之意不言而喻。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军队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些专业作家们一向不屑于去写，或者根本无知也没有能力去触碰的内容，在《鹅头岭》中都有大量细致入微的刻画，而这正是文学实现社会认识、现实理解及政治生活表达的重要途径，最终则关乎作家的艺术理想：中国革命的目标、中国军队的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道之行”，如何具象化、审美化，并且经典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伍炳志作为一个令人扼腕的人物越走越远时，这部长篇小说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对立、道德伦理矛盾、理想价值冲突……才得以形成不可抵挡的戏剧张力、文学魅力，读来格外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