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伍炳志的同龄人中，南木凭着实干精神、工作业绩，最终升任大军区司令员，伍炳志当连长时的搭档白鹿鸣，作风扎实，谦虚低调，不与苟且之辈同流合污，成长为大军区副政委，同学王彤、丁长卫官至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他们中无一人不是严于律己，对党忠诚，对组织负责，交出了各自不俗的人生答卷。同为一代人，同样遭遇了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却各有各的精彩，生命境界和价值诉求大相异趣。伍炳志的生命路向，与其说是“顺其自然”，不如说是随波逐流，甚至是钻营苟且。他虽然不时也会自忖到卑琐，会觉得自己龌龊，会感到心中羞愧，后来甚至还想过各种补救，但只不过想的都是赎罪，心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敬畏。除了算计个人前程，没有什么自我道德完善的诉求，没有人生价值、军人价值的真正醒悟。从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军人的世界观来考察，实质上就是党性的丧失，是对军人天职的背叛。

更进一步，由于自我理解、自我认知的偏误，导致对现实理解的错谬，从而无法作出真正的生命意义判断，无论个人生活的意义，还是群体生活的意义，自然，也就缺乏将自我实现、社会历史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辩证地联系起来的思想觉悟，勇气智慧。伍炳志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又何止一个两个！他们或有某种初心，却无什么正觉，往往都会把自己的堕落归结于“时代错误”，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和牺牲品，让“历史的曲折”“社会的荒诞”为自己背书。我在上文曾提到《红与黑》《罪与罚》两部作品，因为伍炳志这个人物，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于连或者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前者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和自我成全，后者陷入罪孽深渊后的痛苦纠结，让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人格建构，由个人而社会、而时代，不管从宗教立场还是从自然人的心地出发，上述文学作品对主人公的内在世界的深究，对自我的欺骗、煎熬、醒悟和忏悔，恐怕是这两个文学形象最终能够站立的重要原因，但这也正是文学最终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又能实现对这一现实超越的关键所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鹅头岭》贡献了一个当代中国文学，至少是军旅文学中十分经典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