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了，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在慢慢领会。”这句看似简单随意的自问，却透露出一股苍凉感。

“离开家乡三十年了，三十而立，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家有孩子，他们都入了城市户籍，唯独我，还保留着家乡的农村户籍。家乡有责任田，家乡有祖上和父亲的坟茔，家乡有老迈的母亲，家乡有亲人和熟人，最重要的，家乡有我生活的痕迹和成长的轨迹，每个环节，每个能记起来的细节，都像一棵树，都像一朵蒲公英的花。蒲公英要随风飞走。”

户籍是身份的象征。在异乡漂泊三十年的欧阳杏蓬始终不愿意把户籍迁入城市，是为了故乡的那亩地。在这里，那一亩三分地成了一种象征和隐喻。然而，故乡早已面目全非，亲人如枯黄的落叶般一片片凋零坠落在地，化作泥土。曾经的故乡只能在记忆中不断打捞。曾经熟悉的农事已经变得陌生，经年累月劳作下在暗夜里闪闪发光的锄头此刻已经锈迹斑斑。客观上，户口的改变，心灵上对故乡的皈依感被彻底撕裂，而户籍的保留不仅意味着故乡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更意味着情感的土地依旧开辟着，有一个释放的缺口。

“中国人对土地的情感是深沉的，对故乡的情感也是。对于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埋葬了自己祖先的地方，很多人都存有神圣的情感。莫言把自己的故乡形容为‘血地’，这是一个很重的词，是母亲为我流过血的地方——除非你忘却自己的来处，否则你永远不能放下这份情感。”（谢有顺《乡土资源的叙事前景》）。在城乡一体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文学叙述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市的气息早已侵袭到乡村的肌理里。榕树有两种根，一种是原根，一种是气根，原根深扎在大地的土壤里，而悬挂在半空的气根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养分，多数气根直达地面，扎入土壤之中。把背井离乡漂泊异乡的人比喻成一根气根，或许更贴切。气根也有深入土壤之时，但相比于母体一般的原根，其内涵远那么复杂。悬空的气根，鲜活地呈现了漂泊者的生存图景和精神状态。欧阳杏蓬在这本散文集里频繁表述和思索的就是这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和生存境遇在当下很普遍，也很典型。这是时代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