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玛格丽特和罗贝尔离婚，不过仍维持友谊，直到1976年，玛格丽特写了一篇文章，讲述罗贝尔从达豪集中营归来的经历。文章中有很多不实之处，罗贝尔读过之后，脸色苍白，大声怒骂，指责玛格丽特对他私生活的僭越。1990年，罗贝尔过世，玛格丽特没有参加葬礼，但她在几次访谈中表达了深情的缅怀。

1943~1949年，杜拉斯写下了许多笔记，很久以后，杜拉斯在诺弗勒堡的壁橱里找到了它们，她把它们从沉寂中挖掘出来，于1985年出版了《痛苦》。或许是时间模糊了她的记忆，或许是对遥远事件的戏剧性的夸大需求，或许是因为热爱撒谎的本能，被写入《痛苦》的一些当事人，比如戴瓦尔夫人，指责杜拉斯毁坏了他们的名誉和自尊。

不管如何，《战时笔记和其他》是研究杜拉斯的重要文本，书中有大量的自传性的叙事，没有人能完全检测这些叙事的真假成分，或许连作家自己也不能。除了《痛苦》的记录之外，笔记还包含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底稿，以及未来成为小说的《直布罗陀的水手》、《道丹太太》的材料，而这些笔记尽管以笔记命名，但没有人认为它是生活个人日记，它们都是杜拉斯的创作。她用文字筑起高墙，让自己成为这座城堡的女王，写作造就她的王位。

三，写作是她重塑自我的方式，是她真正的“情人”

从1957年起，杜拉斯就对给报纸写文章很感兴趣。写作是一种走入的行为，一种从外部走入内部的行为。写作也是一种走出的行为，让自己走出房间。

这些报纸文章后来结集为《外面的世界I》和《外面的世界II》。杜拉斯在序言里写道：“写书的时候，我从来不写其他文章。我蜷缩在窝里，时间对我来说一片空茫。我害怕外界。写书的时候，我想我甚至都不读报纸。我无法在写书的间歇插进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而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走出我的房间，那是我最初的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