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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者对话饶宗颐:做学问的人,就要敢于否定自己

2018-02-07 09:07:39    走寻  参与评论()人

饶:我不是神仙,我不能预知。

张:您对汉学有着深入的研究,我们应该怎样来定义汉学、认识汉学,汉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哪些?

饶:汉学就是所有中国的学问,汉学是所有中国的文化。在汉学里,文字是基本的,因为文字和文学相统一,是分不开的,而且很多的艺术道理都是借用文学的方式、词汇来讲。研究汉学,最后一定要有文字学做基础,也一定懂文学。

张:20世纪的汉字研究,有几位重要的人物,比如王国维、罗振玉等。在汉学的研究方面,您觉得您自己哪些方面的研究是不同于上世纪的这些大师?

饶:我不敢跟这些大师相提并论。我搞甲骨文研究比王国维进了一步,把甲骨文能够尽其用,所以人家把我摆到“五堂”的位置,大家都这样讲,罗振玉、王国维,还有董作宾等,彦堂、鼎堂,我是选堂,所以他们把我们列进“五堂”,我其实不敢当。而陈寅恪,我有很多看法同他不一样。

张: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提出“境界”说,影响深远,在此基础上,您提出了“形上词”这一创作主张,为词的写作、审美更增加了一层哲学内蕴。“形上词”的具体涵义是什么,这一概念是怎样被提出的?

饶:“形上词”是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提出来的,我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书时主要讲六朝文学,那个时期我结识了张充和女士。张充和女士是才女,字写得很好,我们关系也很好。我有一本是她手写油印出来的册子,手稿我这里应该还有,里头有我写的三首词,其中有一首引用了很多外国人的思想,比如尼采等人,我自己把它叫做“形上词”。“形上词”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创造的,张充和女士给我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经常同大家说这是我的创造。

“形上词”这个名字是我用的,别人没有用过,是我创造出来的,王国维没有用。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脱,对他做学问乃至词学创造上的成就,也有一定限制。首先,他未曾走入西方大教堂,不知道宗教的伟大,而且对于叔本华的哲学也不可能真正弄明白。其次,王氏对佛教未曾多下功夫,对道教也缺乏了解,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这是学识与修养的限制。所以,王氏做人、做学问,乃至论词、填词,都只能局限于人间。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

我觉得,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下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王国维学康德,对其精神并未真正悟到,所以他讲境界,讲到有我、无我问题,虽已进入到哲学范围,但无法再提高一步。王国维如果能够在自己所做学问中,再加入释藏及道藏,也许能较为正确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

一个人一定要懂哲学,文学家更要懂哲学,文学家一定是思想家,思想要同别人不一样,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形而上”中国人谓之为道,而“形而下”则谓之为器,我提出的“形上词”就是从这里来的,重视道、重视讲道理,“形上词”就是用词体原型以再现“形而上”旨意的新词体。宇宙观、人生观是创造“形上词”的决定性条件,而利用词的形式、体制将思考的结晶表现出来是我的理想。我们要珍惜前人的遗产,要爱护词这一文体。词是中国所特有的文体,不要仅仅满足于在词里做考证,要在词的创作里开拓,为21世纪创造新词体。

张:您的学术研究涉猎的范畴非常广泛,而且在每一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很突出的成就。

饶:我在面对学术问题时比较敏感,能在别人不太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很快就能找到研究的切入点。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但是我家里有很多藏书,有几万本,就像一个小的图书馆。那时候我整天看书,所以很多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我老早就了解了。这让我很早就具备了几个很重要的学术基础:第一个是中文基础、写作的基础。我小时候跟着父亲学习,他训练我写诗、填词、写骈文、写散文,这些都是今天很多中文系的学生不容易做到的,他们缺乏这部分训练,我却能很随意的运用它们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现在学校培养出来人才的都是同一模型,中文系学生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体诗,这样就跟古人隔了一层;第二个是佛学。佛学讲求一个“定”字,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我16岁时父亲辞世,作为长子要管理父亲留下的产业,又要完成他未竟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家财在我手上慢慢散了,多年来也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保持着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和安定,一心“定”在做学问上;第三个是目录学;第四个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研究很有帮助,我从小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以后我就可以任意运用它们做别的学问。

以我的经验,家学是研究学问的方便法门,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径可以避免少走弯路。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现在家庭教育出现断层,很难使孩子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国学方面的教育几近于零,很可惜。中国传统文化都蕴藏在古代文体里面,不掌握它们,国学研究没办法突破。

张:您在许多专业领域的研究有开创之功。

饶:我做学问,往往是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会同时照顾到很多方面,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书,我会反复地阅读,花的是铁杵成针的笨功夫。这是我做学问方法论,不像有些学者满足于只钻一点、讲一点,我反对只有“点的学问”。

外国人做学问要求“贯通”,不是靠守一经就可满足其治学兴趣的,而在中国我们的学术研究有所谓“专”与“通”的分别,“专”的往往死守一经,太求“通”就又不“专”了。我经常同时思考许多方面的问题,颇为杂乱,并不容易驾驭。但是有时候某些问题忽然连接在一起,忽然悟到,那就非常愉快。天天思考、天天有所感悟,感觉非常奇妙。治学领域广泛,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好处是这样一来使各种学问之间可以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视野开阔了、联想层面多了,作比较也就客观、亲切了。

我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对于自己提出的学术观点我敢于不断修正、改进。有时候针对一个问题,要写三四篇文章,反复推敲。我每天都生活在问题之中,新的东西有问题,老的东西也有新的问题,做学问的人不肯罢休,就能不断发现问题。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很有趣味的,令我欲罢而不能。我的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其实我写文章也是很辛苦的,靠忍耐,靠长期的积累。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先压一压。我有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都不发表。比如前几年发表的《郭子奇年谱》,那是我20岁时写的,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张:您在作学问的同时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饶:我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有书画的底子,所以后来才可以从传统中跳出来,要是没有这个底子的话,是不可以的。书画艺术的创作需要年轻的时候有基础。我学习写字、画画都是从10岁以前开始的,从那时候就开始打基础,而且我也是拜过师的,我的老师是任伯年的学生,他叫杨艳,金陵人,他的画现在没有什么名气。

任伯年的画有很多是托我的老师卖掉的,他们很熟,我老师家里有几十张任伯年的作品,所以我看任伯年比较多,但是我后来看得有点厌,因为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一个风格,总是在重重复复,程式化很严重,他对古人下的功夫很少。老师教给我的画法我后来放弃了,走的是另外的道路,我要追古人、从古人学起,所以我临古的东西很多。

张:您学书法是从何入手的?

饶:我开始学书法是从颜真卿、柳公权入手。我有一个姓蔡的年轻叔父写魏碑,我受他的熏陶,所以我开始写魏碑,学的是《张猛龙碑》,再以后学“二王”,但主要是学“二爨”。我比较中意《爨宝子碑》,受《爨宝子碑》笔法影响较大,有一些书写习惯到现在还脱不了。我10岁左右在书法方面已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12岁就给人写大字,写招牌。20岁时,我写过一点章草,同时喜欢上汉简。我的行楷接近欧体,不过欧阳询的书法只有一两个帖我喜欢,比如《梦奠帖》,我不喜欢欧体的齐整美,过去科举时代的馆阁体讲究齐整美,危害很大,我也写过馆阁体,以后就不再写了。我现在写字喜欢把隶书和行书两种结合起来,以隶入行书。

张:您的隶书中带有篆意,篆书用隶法。您还画了很多佛像。

饶:我现在画的这种人物画,比如说敦煌人物、双钩的佛像等,起因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家旁边有一家画佛像的店,暑假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在那里跟人家学着画,画了一共大约有一两年的时间,从那个时候就打下了这样一个基础。我到过敦煌,当时拿到敦煌的材料发现竟然没有唐代的真画。我有一个志愿,就是想恢复这样一种画法,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画这一套。我的家庭在当地算是很富裕的,在我们的大家庭中,我的大伯父画大青绿山水,对我的绘画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后来画山水画,是跟杨佳先生学习,12岁时拜他为老师,那时候我祖父出了一百块钱作为拜师礼,在当时已经是很高了。他也会写字,我的书法也受过他的影响。这些基础的功夫都是在10岁以前做的,也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别人学习书画艺术都是在学校学的,我不是。

张:张大千当年也在敦煌临画,他的画大部分都色彩艳丽、精工绝伦,在风格上与您的绘画有很大的区别。

饶:张大千的绘画有几点是创新的,泼彩就是。他画的人物的手也是很特别的,这是他的长处。我跟张大千绘画风格不一样,更关键的是我的书画理论跟他不一样。我的书画创作讲究“重、拙、大”的审美风格,这是与张大千不同的,他画敦煌追求“巧”,我用相反的方法,我用“拙”,“重、拙、大”是我书画理论的根本。因为我重视“拙”,所以一直注重用汉隶打基础,这样书法才站得住。很多人不写汉隶,就从旁门入手了,是站不住的。我想改变这个风气,这三个字是我的理论的纲领。黄苗子对我讲,我的书法就是我的学问、胸襟,都表现在这里面。我的基础是我早年的基础,不是后来补的,我的画有很多都是从头到尾一笔完成,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因为这需要很强的书法功底。

书法如画,中国画同西洋画很难比较,西洋画是用颜色和笔触构成的,中国画是线条,没有线条就没有中国画。搞现代画的人就画不出这样的线条,也没有这个胆子,就是因为书法功夫不够。

张:您在书画创作中做到了拙而不笨、拙中见灵。您的创新未坏古法。

饶:不重视“拙”,是因为不懂得“拙”的美,我是重视“拙”的美感意味的。还有“大”,我的书法可以写得很大,我写的很巨大的字很有意思,而且结构非常严谨,写太大的字有时候不好把握。

张:您的画用色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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