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包饭、蹭饭、下馆子

西南联大众星云集，那里的教授，几乎每位都是在近代学术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那大家一定很好奇，教授们私底下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呢。单单“吃饭”这一条，或许就会引发人们很多疑问：联大时期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收入并不优裕，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们的伙食情况怎样？从北平迁到昆明，从地北到了天南，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们想念家乡口味了会怎么办？时局不稳、警报频发，他们是否能在紧张的教学、工作、躲轰炸中解决吃饭问题？

历史离我们远去了，像“吃饭”这么具体而私密的内容似乎无从得知，好在那时一些学者有写日记的习惯。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里就记载了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是怎样吃饭的，从他的日记里，或许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郑天挺

郑天挺先生，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曾任西南联大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夫人早逝，他终生未续娶。有两女三儿，学校南迁时，他只身南下，留子女于北平。后长女郑雯到联大上学，得以相伴。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和其他教职工一起住在宿舍的，没有夫人照顾，他自己也并不懂厨艺。日记中写道：

泰然作饺子飨余辈，余见其手伤，苦慢，忽兴至助之。此事儿时偶为之，三十年未作矣，竟不能成形，勉强助成二十枚。（1941年3月10日）

十二时至师院食馅饼，诸人亲自动手。余与雪屏、毓棠司烙，竟至焦黑。余于饮食事一无所能，北方饺子最平常，余亦不善作。静思之，盖儿时未尝近庖厨。七岁以前年太稚，家人众多，不容插手。八九岁后骤失怙恃，一姊一弟先后殇折，惟余与三弟两人，而有男女仆二，亦不须插手，遂养成此不能操作之习惯，良可叹也！（1944年6月11日）

不擅长厨艺的郑先生，几乎不曾自己下厨房做饭，他的一日三餐是怎么吃的呢？

日常吃

日常的吃饭方式有食堂和包饭。首先是食堂。学校当然有食堂，去食堂吃饭或许是师生们最常选的一种方式。郑天挺先生的日记里也写到去食堂吃饭，“至平津小食堂食面”、“十二时偕矛尘、汇臣至西南食堂午饭”、“十二时在友谊食堂食炒饭一盂”、“雪屏来，同至昆华食堂食鱼”。

在食堂除了吃简餐、便饭，还可以聚餐、宴请客人：

七时与矛尘宴孟邻师伉俪、月涵、端升、今甫、逵羽夫妇、雪屏、莘田于翠湖食堂。（1940年3月7日）

胡子安自澄江来，与汇臣、晓宇、矛尘、少榆公宴之于西南食堂。（1940年6月8日）

大概因为去食堂吃饭没什么特别之处，日记里提到的次数倒不算多。除了去食堂之外，郑先生还断断续续订过包饭。1938年12月28日日记记载：

与柿花巷同住诸人商寓中事……今日商谈房费数目及包饭事。

1942年7月1日日记记载：

今日起复加入靛花巷公舍饭团。

所谓包饭，就是请厨工上门包一段时间的伙食。教职工住在一起，大家一同包个小厨房，按月结账，定个几荤几素的标准，保证基本的营养。

但包饭有固定的开饭时间，一旦错过，就会吃不上。日记写道：

近顷午间甚忙，归寓往往不得食。自本月始，不复在寓包饭矣。（1942年5月2日）

宿舍以十二时十分开饭，必下班立刻奔回始能得食，否则不及矣。向因月涵退值太迟，故不能包饭，自其公出乃包一餐。然一遇稍有公事洽谈，即须在校门前小铺进食。（1944年2月15日）

郑先生要处理学校各种事务，要给学生上课，有时还需外出办事，再加上梅贻琦（月涵）先生退值比较晚，郑先生会经常赶不上中午开饭的时间，所以一度没能“包饭”。

梅贻琦

1944年4月1日日记写：“下周起午饭拟在师范学院包饭。”大概是去师范学院吃比回宿舍吃方便，1944年到1945年间日记中经常提到“在师范学院午饭”。然而也只是包午饭一顿而已，晚饭并没有包，他在1945年4月22日的日记中解释道：

余以下午多酬应，久未包饭，而日食于店，所费不赀，故每以米线充饥，甚非养生道。下月拟包全日餐矣。

郑先生下午应酬多，晚上没能包饭，而天天在外头吃，又为了省钱，只好吃米线。郑先生觉得“甚非养生道”，于是打算下月起包全日餐。可见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包饭是既能保证营养、又比在外面饭馆吃实惠的一种方式。

不同地方的饭团，饭菜品质是不一样的，1944年6月1日日记写道：

十二时至师院午膳。本月仍包午餐一顿，交费千五百元，较靛花巷饭团稍贵四百元，然品质差佳。

那包饭都吃些什么呢？郑先生只在1938年3月22日（在蒙自）的日记里提到过包饭的内容和价格：

晚包饭商人、理发商人来议价。教职员包饭，早：粥，鸡蛋一；午、晚：米饭，二硬荤，此间土语谓全盘皆鱼肉也。一岔荤，谓鱼肉与蔬菜合之也。二素，谓蔬菜豆腐之属。二汤，月价国币十二元。学生包饭，早：粥；午、晚：米饭，一硬荤，二岔荤，二素，二汤，价九元，如去硬荤价七元。学生在长沙时，包饭价五元五角，且午、晚三荤二素，相较未免过昂。议未协。此间县政府各局三等办事员月薪国币十二元，滇币百二十元。教职员包饭一月，竟与其月薪等，亦无以对此间人士也。岂商人欺我辈乎？

虽然这次因为商人要价太高，没有订成，但可一窥当时的包饭水平，教职工是三荤二素二汤的标准。1938年时，物价还没有像后来一样涨到离谱，每日包三餐，月价十二元，已经竟与教职员月薪等。1940年5月8日日记记载包饭一月“非五十元不办”，1944年9月1日日记记载包饭一月（每日包一餐）竟达一七〇〇元，可见通货膨胀之剧。

“蹭”饭吃

教授们住得都很近，当然会经常串串门。如果谁包了饺子、做了面条，或是得了好食材，自然会请朋友上门一起分享。大家也会不定期找个由头聚餐，让精通厨艺的人掌勺，做点外边吃不着的家常美味。所以在郑天挺先生的日记中，记载了很多在朋友处“蹭”饭吃的愉快经历。

1939年10月24日，郑天挺先生移居昆明北门内青云街靛花巷三号寓所。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也设在靛花巷，其中有一位助教叫郁泰然，为人极热心，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擅长做面食。他和郑先生成为舍友后，便经常邀请郑先生品尝他的手艺，日记中记载：

郁泰然自作饺子，畀余食之。（1940年2月9日）

泰然为作面，以寿余及莘田。（1940年8月7日）

晚泰然作肴馔数盂，过节。（1940年9月16日）

十时许，泰然以粥相飨。（1940年11月17日）

泰然作鱼相飨。（1942年1月19日）

五时半在泰然处晚饭。（1942年3月21日）

1942年10月，北大文科研究所从靛花巷移到才盛巷，郁泰然先生也随着搬了出去，而郑先生仍然住在靛花巷。从这以后，郑先生每每去才盛巷办事，都会在郁先生那里“蹭”饭吃：

六时至才盛巷北大办事处，泰然留食饺子。（1942年10月13日）

四时半至北大办事处治事。在泰然处晚饭后归。（1943年3月9月）

晚至才盛巷，晤蒋太太，在泰然处食水饺。（1943年6月23日）

六时至才盛巷，泰然约食鱼，丰而美。（1943年12月21日）

三时至才盛巷习拳、治事。泰然留食馒首。（1944年2月28日）

偕往才盛巷……在泰然处食汤面两大碗，食后觉饱。（1944年9月1日）

饺子、汤面、馒首、鱼，看来都是郁先生拿手的。郑先生虽然祖籍福建，但生长在北平，是彻彻底底的北方胃，对面食十分喜爱，难怪郁先生的厨艺会这么对郑先生的胃口。

这里不得不提到郁泰然先生的热心肠。郑先生1940年12月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七时五十分，紧急警报作……与莘田同入防空壕。泰然以不耐久坐，且事多，入而复出，少顷，以水饺一盂馈余辈于壕中。又顷，复以茶至。

在躲警报的危急时刻，郁先生还想着给大家端来饺子和茶水，这是一位多么古道热肠、体贴细致的人啊！郑先生生病了，郁先生也经常会带汤、粥等食物去探望。郁先生去世后，郑先生不胜悲痛，他在日记中写道：

其人甚热心而戆直，余三十一年冬在昆明卧病，泰然几于间日必来视。余来平以后，所有衣物均托其代管，泰然视为己事，处处想到。此次扶病而回，余三往视均未面，不意去年送我至航空公司之生龙活虎，从此竟成永诀。伤哉！

郁泰然先生的厨艺大概在联大教职工中是出了名的，教授们好几次聚餐，都请泰然掌勺：

晓宇诸人自携肴馔，假孟邻师寓居公宴也。主人李晓宇、包尹辅、郁泰然、梁光甫、张宜兴五君，皆善调味者也。客孟邻师伉俪、逵羽夫妇、杨今甫、周枚荪、查勉仲、罗莘田、赵廉澄、章矛尘、陈雪屏、黄少榆、沈肃文、朱汇臣。肴十簋，食饺子，皆市肆间不易得之家常风味也。（1940年1月21日）

晚今甫、尹辅、晓宇、雪屏、逵羽、汇臣六人为东道，托尹辅、泰然主调馔，携肴来所共饮，极精美欢融。（1940年8月13日）

泰然、宜兴、尹辅自炊自馔，相约有莘田、从吾、矛尘、汇臣。（1942年8月7日）

偕孟邻师、树人、矛尘至才盛巷，公宴孟邻师。由泰然、尹辅任烹调，绝精。（1943年3月16日）

七时北大同人聚餐，到逵羽、枚荪、矛尘、宜兴、名兴、裴庆、友应、家杰、希亮、恒孚，由尹辅、泰然自作，并请蒋太太参加，亦盛会也。（1945年3月19日）

郑先生用了“不易得”、“极精美”、“绝精”来夸赞聚会的菜肴。聚餐和郁泰然一同掌勺的人还有一位“尹辅”，即包尹辅先生。郑先生也经常去包先生家吃饭：

十二时半，飞机未至，乃至苏家村尹辅家便饭。（1941年2月7日）

六时汇臣约在尹辅家饮馔。（1944年1月11日）

在尹辅家晚饭。（1945年8月27日）

六时半至尹辅家晚饭，有勉仲、端升、矛尘、刚如。（1945年9月2日）

包先生大概不是北方人，吃不惯面食。郑先生日记里写某次在宿舍吃“撑条面”，“尹辅以不惯面食，未至”（1945年6月27日）。那么下面这一则日记的记载也就不奇怪了：

六时晓宇约在尹辅家食面，尹辅自调肴菜，晓宇炸酱，光甫作面，纯北平味道，他处不易得者也，不觉过量。（1939年12月1日）

大家一起做炸酱面，包尹辅负责的是“肴菜”，大概是因为并不擅长做面食的缘故吧。

傅斯年

另外，傅斯年（孟真）、樊际昌（逵羽）、章廷谦（矛尘）、黄钰生（子坚）、魏建功等人也邀请郑先生在家里吃过饭：

午建功约在家食饺子。（1939年4月26日）

诣孟真家早饭。……更至孟真家午饭，食包子、烫面饺，绝美。（1939年10月21日）

三时暖甚，方欲入校，得雪屏书，约往逵羽家食饺子。（1940年5月27日）

午在孟邻师处便饭，复在矛尘处食汤面饺。（1940年10月20日）

十二时半至黄子坚家食炸饺子盒子。（1942年7月20日）

以上做东道的五人中，只有傅斯年是北方人，其他四位都是南方人，但他们吃的饺子、包子、烫面饺、炸饺子盒子，全是面食，或许是一同在北京培养了相同的饮食习惯吧，也或许是为了照顾郑先生等人的口味而特意准备了面食。

还有罗庸（膺中）的夫人包的素馅饺子大概特别合郑先生的胃口，郑先生两次在日记中提及：

再诣膺中贺年，留食素馅饺子，谈至九时还。（1944年1月25日）

四时诣膺中……因留饭。余索食素馅饺子，膺中夫人为之临时作，心甚不安。（1945年2月14日）

另外，有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也经常留郑先生在家里吃饭，他就是蒋梦麟，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郑天挺先生的老师，也是领导，所以郑先生登门拜访的次数比较多，经常两人谈完事到了饭点，蒋先生都要留饭。蒋先生也常会特意请郑先生和其他教授到家中聚会和吃饭。据日记记载，光是1939年10月这一个月内，郑先生在蒋先生家中吃饭就有八次之多：

晚孟邻师约在家便饭。（1939年10月5日）

五时孟邻师约往食饺子。（1939年10月14日）

五时谒孟邻师，晚饭后归。（1939年10月16日）

七时至孟邻师寓晚饭，十时归。（1939年10月18日）

六时至孟邻师寓晚饭。与师谈至九时归。（1939年10月22日）

晚孟邻师约在家晚饭。（1939年10月23日）

四时半谒孟邻师，师以开皇本《兰亭》为赠，留晚饭，谈至九时归。（1939年10月26日）

下车至才盛巷，闻孟邻师约往便饭，赴之。（1939年10月26日）

战火纷飞的年代，教授们背井离乡，生活艰难，像这样串串门，去朋友家“蹭”顿便饭，一边品尝朋友的厨艺，一边畅快地聊天，想必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慰藉。

下馆子

教授们也有下馆子打牙祭的时候。中国的美食文化自古发达，即便在抗战时期，昆明的餐饮业也有其可说道之处。不少学人都写文章回忆过联大时期昆明的美食，汪曾祺就说自己曾把“汽锅鸡、过桥米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月楼的锅贴乌鱼、映时春的油淋鸡、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厚德福的铁锅蛋、松鹤楼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面馆）的大排骨面，全都吃了个遍”（《采薇》）。不过他同时又这么写联大的教授：“这些教授肚子里有学问，却少油水。……走进大西门外凤翥街的本地馆子里，一屁股坐下来，毫不犹豫地先叫一盘‘金钱片腿’的，只有赶马的马锅头，而教授只能看看。”（《〈学人谈吃〉序》）没错，教授们的薪水很有限，在抗战时期要养活一家人，他们甚至要兼课、写文章挣钱才能勉强维持，闻一多就有挂牌治印的轶事。不过，偶尔到当地的饭馆小小地“奢侈”一次，也是那段艰难岁月里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那他们都去哪些馆子、吃些什么呢？郑天挺先生的日记里就有他和朋友们下馆子的记录。

汽锅鸡

郑先生爱吃面食，吃得最多的是面条。除了去朋友家吃面，连下馆子也经常吃面。日记里诸如“伊甸园食面”、“上海粥店食薰鱼面”、“德禄食面”、“鸿兴楼食面”、“新雅食面”、“兴隆馆食面”、“四合园食面”、“西车站老乡馆食面”，数都数不过来，几乎到每家馆子都可以吃面，还真没看出他偏好哪一家。大概面条于郑先生而言，就像米饭对于南方人一样。

除了面条，郑先生也爱吃饼。他吃饼就比较有偏好了，大概最爱易调隆的馅饼和鸿兴楼的薄饼。

易调隆（“一条龙”）是郑先生和朋友们常去的馆子之一，而几乎每次去必吃馅饼，日记里多次写到：

晚与莘田、矛尘至易调隆食馅饼。（1939年10月4日）

四时与佛泉同往易调隆食馅饼四个。（1939年10月6日）

晓宇约往食馅饼。（1939年10月13日）

抵寓洗足后，偕晓宇至易调隆进馅饼。（1939年10月21日）

午请矛尘父女在易调隆食饺子、馅饼。（1939年10月22日）

六时偕矛尘、晓宇至易调隆食馅饼，以前日晓宇约余往而未果，今日余补请之也。（1940年1月15日）

自商务出，至易调隆食馅饼。（1940年2月2日）

六时至易调隆食馅饼。（1940年11月29日）

易调隆的生意在当时是很红火的，《朱自清日记》也写过这家馆子的好生意：“到易调隆去吃火烧和馅饼，因为顾客太多，不得不等了老半天。”（1940年1月10日）因为生意太火爆，经常客满，郑先生还曾经连续三天去这家馆子，到第三天才排上座：

欲往一条龙食饺子，值其已满座。（1944年1月25日）

舍中饭已开过，至一条龙又坐满，至兴隆馆食面。（1944年1月26日）

家骅夫妇来贺年，袁太太午间始自重庆飞来也。即约之往一条龙食饺子。（1944年1月27日）

连去三天，也从侧面说明了郑先生对易调隆的饺子和馅饼的喜爱。

鸿兴楼的薄饼也在日记里屡屡被提及：

六时偕雪屏、矛尘归，值陈勋仲复光来，同至鸿兴楼食春饼，莘田偕往，五人共食二十九元。（1941年2月4日）

七时偕月涵、正宣两公步归，在鸿兴楼食薄饼。（1942年3月31日）

五时半与莘田及诸儿至鸿兴楼，应子水食饼之约。（1943年8月25日）

遇静娴、坤仪，同往鸿兴楼食薄饼。（1944年2月19日）

在鸿兴楼食薄饼，与宝騄作主人。（1944年2月24日）

除了面食以外，郑先生尤其爱吃羊肉。在华山西路有一家羊肉馆，是郑先生特别爱去的：

宝騄送来售枕垫款九百元，即偕之至华山西路口食羊肉。（1944年10月16日）

在华山西路食羊肉后还舍。（1944年11月21日）

至华山西路羊肉铺晚餐。（1944年12月4日）

1944年底至1945年，郑先生经常晚上出门吃羊肉，有几次日记里没有写明是在哪儿吃的，但通过语气猜测或许是华山西路的同一家。这家的羊肉不仅味道好，价格也公道，郑先生曾两次在日记中感叹它没有涨价：

九时出，食羊肉，每碗仍五十元，惟量稍减，市之未加价者，其惟此乎？ （1945年2月4日）

晚食羊肉，仍为五十元一碗，今日未涨价者，其惟此乎！（1945年2月8日）

然而好景不长，才过半个月，这家羊肉铺就换了主人，开始疯狂涨价：

七时出食羊肉，已七十元一碗，主人亦改他姓矣，半月之变迁如此。（1945年2月25日）

晚出食羊肉，每碗八十元矣。（1945年3月6日）

经羊肉店又食羊肉一碗，较前亦加二十元矣。（1945年4月30日）

同出食羊肉，每碗已百五十元矣。（1945年5月6日）

晚食羊肉两碗，已加至二百五十元矣。（1945年8月24日）

先前的羊肉铺主人，或许是因为没有涨价而经营不下去了吧？半年之内，羊肉价格竟涨了四倍，真是可叹！

许宝騄

同样爱吃羊肉的有许宝騄，著名的数学家，也是俞平伯先生的内弟。日记里多次写郑先生和许先生一起去吃羊肉：

与宝騄谈，同出食羊肉而归。（1945年5月7日）

晚与宝騄出食羊肉。（1945年5月8日）

后再偕宝騄出，食羊肉而归。（1945年5月9日）

连吃三天，可见喜爱之程度。

还有一家馆子的羊肉、羊肚是郑先生经常去吃的，那就是先春园。先春园在昆明市长春路中段，是一家云南本地菜馆。清汤羊肉是那里的招牌菜，另外“荷叶蒸肉”也是其独创的名菜。郑先生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他和朋友们相约去这家馆子品尝特色菜：

八时偕少榆至先春园食羊肉。（1939年5月12日）

九时与矛尘至先春园食羊肚。（1939年12月13日）

偕晓宇、少榆在先春园食羊肚。（1940年1月26日）

偕勉仲在先春园食蒸肉。（1942年6月30日）

六时家骅约至先春园食蒸骨、蒸鸡，两人竟费三千元。（1945年6月16日）

还有厚德福的涮羊肉。厚德福是北方菜馆，郑先生在1938年11月13日去香港的时候，曾吃过那里的一家厚德福，当时为吃到了地道的家乡味道而十分快慰：

十二时巽伯约往厚德福午饭，食家常饼、瓦块鱼，北方风味，快慰，非独口腹之嗜也。店伙皆北方人，盖自北平移来者也。（1938年11月13日在香港）

昆明也有厚德福，不过“素以价昂著”（1939年6月10日日记），算是比较高档的饭馆，所以，一些比较重要的招待和比较正式的宴请，常常设在厚德福：

正宣来，同至厚德福招待金城银行，为借款事也。（1942年2月26日）

余与福田、龙荪、企孙、佩弦、继侗、岱孙、枚荪、一多、芝生公宴公超于厚德福，谈至十时半乃还。（1944年11月20日）

十二时至厚德福，李岫青约午饭，座有军长高□□，刘多荃之旧部也，又有冯占海，耳其名久矣，瘦小不似武夫，今皆营商矣……（1945年3月8日）

不过，郑先生光顾这家餐厅，却常是为了涮羊肉。郑先生在北京长大，自然爱吃涮羊肉，他第一次到昆明厚德福吃涮羊肉，即回忆起了在北京西来顺吃涮羊肉的情景：

昨约今日为雪屏祝生日，值今甫入城，并为之祖饯。主人为矛尘、汇臣及莘田与余，至曲园，无座。改至厚德福，菜且罄，惟馀涮羊肉而已。虽不逮北平远甚，尚具规模。二十六年离平之前，几于日日偕雪屏在西来顺食此。当时危城坐困，忧心如焚，惟藉饮食以消愁。今日思之，尚馀凄苦。然而离家三年矣，天南对此，又不胜惆怅也。（1940年11月29日）

厚德福的涮羊肉“虽不逮北平远甚，尚具规模”，想必也能让身处异乡的郑先生过过品尝家乡美食的瘾。日记中仅记过三次吃涮羊肉，全都是在厚德福。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嚼芬坞以元宵、汤团闻名。“水晶汤圆，初以嚼芬坞为第一”（罗养儒《谈谈往昔昆明人口福上之享受》），郑先生去嚼芬坞，便只是为了吃一碗元宵、汤团：

同人以余之备果点不足也，强余请食元宵。同至嚼芬坞，凡十人各进一盂，费五元五角。（1940年12月17日）

听讲毕，偕莘田、雪屏、清常翠湖步月，食元宵一盂于嚼芬坞而归。（1942年2月6日）

八时相偕至翠湖步月，并约莘田、闲若环湖两匝……随至劝业场东廊嚼芬坞食汤团而归。（1941年4月7日）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感慨战时之无常，1941年4月7日，郑先生和罗常培（莘田）、许宝騄（闲若）才在劝业场的嚼芬坞美美地吃了一顿汤团，第二天便有紧急警报，敌机疯狂轰炸之后，“北望劝业场，火光熊熊，昨日食汤团之地已为灰烬矣”（1941年4月8日）。

说完了郑先生自己或者和两三友人打牙祭喜欢去哪里吃什么，再来说说教授们招待客人或者正式聚会去什么馆子。除了已经提及的厚德福外，东月楼和冠生园也是教授们请客常去的地方。

东月楼在护国路，是云南菜馆。从日记中看，宴请或者聚餐经常会选在这里：

七时与莘田、矛尘公宴陶玄于东月楼，九时归。（1939年8月27日）

六时至才盛巷与雪屏、膺中、汇臣、矛尘、介泉、莘田、晓宇会齐，公宴林觉辰于东月楼。（1939年10月25日）

建功来，六时同至东月楼，与逵羽、膺中、矛尘、肃文、德成、介泉、晓宇、莘田、雪屏诸人公宴许季茀、李季谷。（1939年11月1日）

六时至才盛公舍，北大同人在东月楼聚餐。（1942年3月19日）

请客和聚餐具体吃什么呢？郑先生1942年4月2日的日记曾记过他们五人在东月楼聚餐点菜的情况：

七时云浦约在东月楼便饭，省政府新定饮馔限制规程：一、不得饮酒；二、一人至二人限二菜一汤，三人至五人限三菜一汤，六人以上限六菜一汤；三、每菜不得逾三十元。今日吾辈凡五人，例仅三菜一汤，斟酌再三，定宫保鸡丁、红烧肘子半、鸡丝菀豆、什锦汤各一，此在往日不能过五十元也，今日鸡丁、肘子均三十元，菀豆二十元，汤六元，甚至花卷一枚价一元，名为提倡节俭，实为商人开一加价之门。

当时由于物资匮乏，有所谓的“饮馔限制规程”，五个人吃饭，不过三菜一汤，可说十分俭省了。而“在往日不能过五十元”的一顿饭，当时已经涨到八九十，分明是商人钻政策空子，难怪郑先生要说“名为提倡节俭，实为商人开一加价之门”了。

据1943年6月15日日记记载，蔡枢衡为了答谢郑先生帮忙，送了郑先生一双价值七百多元的皮鞋，郑先生觉得不好意思，本想把皮鞋的钱给蔡枢衡，但蔡枢衡不收，于是郑先生在东月楼请蔡枢衡吃了顿饭。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东月楼是个比较体面的餐馆。

李埏

同样体面的餐馆还有冠生园，冠生园是全国闻名的“品牌”餐馆，在昆明也有分店。除了一般的请客和聚餐，还有人选这里办婚礼和喜宴，比如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李埏的婚礼就是在冠生园办的：

三时半偕从吾往冠生园，参加李埏结婚，到一多、膺中、伯伦、辰伯、寿民、立厂、梦麟、亮夫、则良、又之、家骅、柏宓、图南、锡予等二十馀人，无婚书，无仪式，亦无家族中人，仅用精笺签名，立厂为之引。（1945年4月2日）

这些谈学论道的教授们，也都有自己爱吃的那一口，也会专程去吃某家馆子的招牌菜，也会因为某家铺子的羊肉好吃而连吃好几天。但他们下馆子也并不会吃太奢侈的东西，面条、薄饼、汤圆之类普通的食物，因三五朋友聚餐的缘故，却让那些疲于生活的心得到了短暂的休息。

凑合吃

虽然可以去朋友家“蹭”好吃的，也可以偶尔下馆子打打牙祭，但这毕竟不是生活的常态，很多时候，因为清贫，因为忙碌，他们只能自己凑合。前面已经提过，郑天挺先生经常会有特别忙碌的时候，当忙到错过了食堂和包饭的开饭时间，又没有朋友招待，又没有时间和预算去下馆子的时候，他都只能自己凑合一下。怎么个凑合法呢？

一般学校门口都会聚集很多小吃摊、小吃铺，西南联大也不例外，日记里记载，郑先生在忙碌的时候，经常会去“校前”、“舍前”、“巷口”随便吃几口，聊当一饱：

一时与耘夫同在校前进膳。（1943年2月13日）

一时在校前午饭。（1943年3月5日）

一时在校前进包子。（1943年8月29日）

二时解除警报，至新舍前食面一盂。（1941年1月7日）

一时还。巷口食面。（1945年1月16日）

二时还。在门前食米线、烧饼。（1943年11月24日）

“一时”、“二时”，往往都是中午忙碌过了饭点，然后匆匆在校门口或者宿舍附近随便吃点。这些还算好的，有时甚至更加不济：

十二时归舍。中午饭已过，取冷饭食之。（1942年9月1日）

归寓，饭已过，购面包食之，无汤无菜，聊以充饥。（1942年7月14日）

一时归。以皮蛋二枚佐面包食之，此价之最廉者，亦七元五角也。（1942年10月31日）

一时归舍，食面包。（1942年11月28日）

晚食面包。（1943年5月14日）

午食面包三片而睡。（1945年1月28日）

会散归家，已在饭后，买烧饼食之。（1944年3月9日）

以鸭蛋一进烧饼，聊当一饱。（1945年5月18日）

食烧饼四，以当晚饭。（1945年6月7日）

谈毕，已十二时三刻，恐不得食，乃买烧饼二，欲回舍啖之。（1945年7月16日）

冷饭、面包、烧饼，这些恐怕是郑先生“凑合吃”时的三大主角。而长期这样吃的后果就是，即使像郑先生这样还算健康的身体，也免不了生病。1942年12月，郑先生大病一场，持续半月有余，他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生病的原因，其中就有“积食”一条：

余自民国二年出天花后，惟十五年冬曾病卧两三日，三十年无大病矣。平素自负身体强壮，且亦自知谨慎，不意在此竟有此大病。余自省月馀以来饮食失节，每日午间一时后始出办公室，既不及按时归食，或就小店零食，或归以馒首佐冷菜冷肉食之，多寡冷暖无常无序，此积食也。……（1942年12月31日）

郑先生是一个生活比较规律、且有养生意识的人，他之所以吃得如此“凑合”，工作忙碌是一方面原因，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实在吃不起好的。这里就要讲到郑先生买烧饼的故事了。

1945年物价上涨之快，令人发指。郑先生习惯在日记里简单记录每天的花销，在1945年4月26日、27日、28日，他连买了三天的烧饼，分别记录如下：

付烧饼二个六〇元。（26日）

付烧饼二个八〇元。（27日）

付烧饼三个九〇元。（28日）

对于烧饼的涨价，郑先生27日日记专门记了一笔：“烧饼昨日每个三十元，今日四十元矣。”而28日烧饼的单价又回到了每个30元，日记写道：“别有一家售烧饼者，仍价三十元，不知日内仍长否也。”原来是他找到了另外一家卖烧饼的店铺还没有涨价，于是赶紧比平时多买了一个。到了30日这天，烧饼就又涨价了，涨到50元一个：

付烧饼二个一〇〇元（30日）

买到便宜烧饼的事，还要在日记里特意记录，既可见郑先生以烧饼充饥次数之多，也可见当时的物价对他的生活影响之大。郑先生有一段时间是连鸡蛋都吃不起的，1945年7月26日日记写道：

自鸡蛋价昂，不食者数月矣。近日烧饼一枚已价百元，其养料不如鸡蛋远甚，今日复购二十，以备早餐。

因为鸡蛋太贵，已经好几个月舍不得买，但连烧饼也涨到快吃不起的时候，郑先生权衡之下，才重新开始买营养价值更高的鸡蛋。郑先生除了要负担自己和大女儿在昆明的开销，每个月还要给北平的家里寄生活费，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之下，其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民以食为天，教授们也不例外。吃饭当然是生活中顶重要的一件事，在战乱年代的“吃饭”问题，折射出丰富的时代色彩。在这中间，我们看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们生活中平实的、有趣的、温情的、艰难的、无奈的、动人的种种，他们的朴素生活，映衬着他们的不凡成就，坚守和执著，锻造了西南联大的辉煌，是一份难以复制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