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飞：继承与赓续 “打开”张伯驹的最好方式

“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誉为“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捐出耗尽毕生心血、乃至鬻物举债得以搜罗保全的多件国宝级文物：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宋徽宗《雪江归棹图》、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黄庭坚《诸上座帖》、唐伯虎《三美图》等。这些因清廷无能、国土离乱而流失的珍宝顺利“回家”，成为中国文物史、文化史上的一页奇迹。至此，张伯驹前半生的意气豪横、一掷千金，找到了归宿和意义；其人生晚景的潇洒淡泊、光风霁月，也找到了起点。

“忠诚于文化，奉献于国家”，著名学者、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靳飞以寥寥数字，概括了张伯驹的一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偶然了解到张伯驹的故事后，靳飞逐渐萌生心愿，要为他留下一部信史。历经近二十年的考证爬梳，靳飞近日捧出《张伯驹年谱（1898—1982）》《文化奇人的前半生——张伯驹笔记》（以下简称《年谱》《笔记》）两部功夫扎实的学术著作，以还原血肉的年谱编纂、心曲相和的笔记随感，还原了一个完整、多面、深刻的张伯驹。 近日，《新华日报·人文周刊》就两部新书对靳飞展开专访。

两幅康熙墨宝

启示收藏的意义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年谱》《笔记》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独家视角。

靳飞：《年谱》对张伯驹的一生做了编年体梳理，所述内容全部建立在丰富确凿的史料文献基础上，参考书目近300种，可以说对张伯驹的生平与成就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记录。《笔记》在史料基础上，对张伯驹的前半生做了传记式梳理，包括其父张镇芳与旧军阀的紧密关系、创设盐业银行推动中国银行业发展，以及张伯驹从热心政治，到投身文化艺术领域并有所收获、有所建树的过程。从这两本书中读者可以了解到，张伯驹从清康熙帝的两幅书法开始，踏上收藏之路，后来更是辗转购得现存最早的名家传世墨迹——晋陆机《平复帖》，不惜卖掉住宅购回即将流失的现存最早的画卷——隋展子虔《游春图》。他还效仿温庭筠“花间词”风格填词创作，在该领域占得风骚，并拜京剧老生余叔岩为师学习京剧、积极创办北平国剧学会，在四十岁寿日堂会时邀请余叔岩、杨小楼饰演配角为自己“搭戏”，博得“天下第一票友”之誉，等等。这些张伯驹生命中的重要节点，在书中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研究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张伯驹自述往事时，有时以自己周岁、有时以虚岁来作为年份标记，研究者必须花费大量功夫核实。为了确保严谨，我放弃了时下正热的口述史研究法，依靠确凿的文献来述写事实细节。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我近二十年来研究张伯驹与近现代文化史成果的集中展现，借张伯驹勾连近现代文物史、戏剧史、政治史、经济史、银行史，特别是展现现代金融业对戏剧发展、文物保护的影响，应该是两书的一大看点。

记者：1924年，26岁的张伯驹受北京政府任命，赴任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可谓风发意气，表现出对官场的热衷。是什么促成他后来的转变？

靳飞：其实张伯驹刚到西安就大失所望，他发现督军公署里全是吃闲饭的，处处乌烟瘴气。无论是军阀的腐败生活、彼此间的尔虞我诈，还是他们对洋人的奴颜婢膝、对百姓的敲骨吸髓，都令张伯驹感到厌恶，他的政治抱负终于经不起这潭死水的消磨。他开始思索：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1927年，张伯驹得到了康熙帝手书的“丛碧山房”“嵩高峻极”两幅字，带给他很大影响：“丛碧山房”出自清代庞垲《丛碧山房集》，庞垲早年家破人亡、祷天救父的惨痛遭遇，与父亲张镇芳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张伯驹毁家赎父葬母的际遇相似，唤起他的共鸣；父亲在事业巅峰时期收到的袁世凯寿联，又恰恰典出“嵩高峻极”，此情彼景，让人感慨唏嘘。从这两幅并非上乘的书法中，张伯驹一下子觉出了收藏的意义——原来一件文艺作品，可以联结处于不同时空中的人们，让后人因前人而感动共鸣；在礼崩乐坏、喧嚣浮躁的乱世里，人依然可以在传统文化中安顿好自己，过上一种丰富浩瀚的精神生活。张伯驹“嗜书画成癖”的艺术人生，就此开启。 

忠诚文化、奉献国家

铸成一代收藏大家

记者：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年国内也掀起了收藏热潮。和今人相比，张伯驹的收藏观有何不同？什么样的收藏者才能被称为“收藏家”？

靳飞：今人是“盛世收藏”，张伯驹是“乱世收藏”，两者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张伯驹的收藏不是为了使个人财富增值，而是忧心民族文明的瑰宝因战火毁坏流失，因此哪怕倾家荡产、奔走呼喊，也要抢救国宝、存续文脉。张伯驹为什么能够这么做？我用“忠诚于文化，奉献于国家”来概括张伯驹，这两句话之间其实是因果关系：只有对民族文化怀着强烈的认同感，才有可能为了她奉献一切。正是基于这种认同感、这份强烈的文化自觉，张伯驹才会像他自述的那样，“虽节用举债，尤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才会道出“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样的醒世恒言，才会做出石破天惊的捐献之举。只可惜，当下一些人对张伯驹抢救国宝毫无兴趣，只知道关心“张伯驹有多少钱”“张伯驹的藏品值多少亿”，这算不算是“买椟还珠”？

怎样才能被称为收藏家？我认为首先要有独到的眼光，能够发现文物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当然也包括经济价值。和张伯驹共事的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抢救了一千余种地方志，他不追求时人推崇的宋版书，而是侧重收藏更有实用价值的明清近著。另一位大收藏家王世襄则发现、提炼了明清家具的审美价值，使明清家具一跃而成为古典家具的审美典范。除了有眼光，还要对收藏这项事业有正确的认知。张伯驹、任凤苞、王世襄最后都把自己的大部分藏品捐给了国家，我的老师、著名学者张中行也强调，自己收藏的好东西一定要“及身而散”，在离开人世前转移到更合适的地方，不要传给不懂行的儿孙。总之，占有、增值不应是收藏的目的，收藏是为了更好地保存文物、传播它的价值。 

记者：您刚才说到文化认同，其实张伯驹不仅搞收藏，也热爱诗词、书画、戏曲，堪称京城名士、艺苑学人。张伯驹对传统文化的依归，在他所处的时代有怎样特殊的价值？

靳飞：张伯驹生活在新文化鹊起、价值观断裂重组的时代里，人们忙着弃旧图新，把几千年的文明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如今被视为国粹的京剧，在当时就受到了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等人的联合批判，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过火的。在这股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中，张伯驹却没有被裹挟，他依然固执地向“后”看，从那些老的旧的东西中，发现了可能是更为恒久珍贵的价值。某种意义上来说，张伯驹的这种文化自觉，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走进张伯驹

须回到其精神世界

记者：其实您除了研究张伯驹，本身也像张伯驹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探求、传承乃至创新戏曲艺术。能介绍下您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吗？

靳飞：2006年至2011年，我和日本歌舞伎艺术家坂东玉三郎共同创作了中日版昆剧《牡丹亭》，我担任总制作人、导演、编剧。这一版《牡丹亭》邀请中日两国艺术家共同演出，在京都、北京、苏州、上海、东京、香港等地进行大型公演，开创了中日戏剧交流的新形式。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策划制作了梅葆玖、关根祥六、坂东玉三郎主演的“中日戏剧大师汇演”。我还把自己多年来研究京剧的心得，写入《梅氏醉酒宝笈》《靳飞戏剧随笔》，并主编了《中国京剧经典剧目汇编》《梅葆玖画册》《梅葆玖纪念文集》等。

很多人可能会问，该怎么认识戏曲的当代价值？戏曲是传统道德的载体，但传统道德并不是糟粕。拿仁义礼智信这儒家“五常”来说，每一条道德准则都有巨大的时代价值：仁者，爱人也，可延伸为爱一切生命，爱护草木、善待动物、出动无人机为“离家出走”的亚洲象保驾护航，这都是仁的体现；义是超越了血缘关系的互帮互助、挺身而出；礼是做人做事的尺度分寸，是今天大家常说的“边界感”；智是有思考能力，不做无脑粉丝，也拒绝平庸之恶；信是现代社会赖以运行的契约精神——这里面哪一条是过时的？

记者：最后我们回到张伯驹。这位捐出顶级国宝的昔日贵公子，对我们普通人有怎样的启示？

靳飞：张伯驹去世前十几天，恰是他的八十五岁生日，他留下绝笔词《鹧鸪天 病居医院至诞辰感赋》，一洗纤丽绮靡的花间词风，字字质朴真淳：“以将干支指斗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意，可负生教父母恩？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人生已到终点，此刻的张伯驹无比透彻清明，他坦承自家的财富来自百姓，人的价值也不应以财富来衡量，他的唯一心愿，是期盼盛世永续，百姓千秋万代畅享春光。这首词里传递出的，是无怨无悔为民族奉献一切后的通透、明净与温润。今天，我们研究张伯驹，就是要回到他的精神追求，继承他的文化认同，赓续民族的文脉，把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地传承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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