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册《大唐西域记》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国学基本丛书第四版本。据史料分析,由于日寇入侵,北平沦陷,1937年7月,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三人联名,将其作为中国营造学社重要资料,存入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的地下保险库中;1939年8月,天津大水灾,中国营造学社重要资料多被毁,这册《大唐西域记》得以幸存。由此可推断,书内朱墨笔批注和圈阅(与唐代古建筑相关),应是形成于1937年2至7月存入之前。
书中内有圈点或批注的上百处,乃至数百处唐代建筑及地名的手迹。判断书中手迹为梁思成和林徽因伉俪的笔迹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梁林长期寻找和研究中国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而《大唐西域记》是其必参考的文献资料。早在1930年前,梁林二人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即已开始研究《大唐西域记》内的雕塑(见《中国雕塑史》,《梁思成全集》第一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05页)。只是当时,此版此册梁思成、林徽因用来查找唐代建筑的《大唐西域记》尚未印行。二人于1937年6月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由可推断,在发现五台山佛光寺前后,两人一定曾大量查阅和唐代木质结构相关的和唐代佛教相关的书籍。这也可进一步解释,为何书内的圈阅批注的内容多和唐代古建筑相关。
其次,从笔迹比对,可以证明梁思成和林徽因参与该册书的圈阅和批注。
该书有被明确确认的梁思成手迹。经比对(参考《百年清华学人手迹选》献给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杜鹏飞主编,2010年朴庐书社出品,第67页梁思成毛笔真迹书影),梁思成用朱笔圈阅、批注本书至第22页。
该册书第五页天头有一处笔形纤细的铅笔审慎圈阅,经比对(参考《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林洙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1版1印,第121页刘敦桢手迹书影),应当出自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之手。梁思成和刘敦桢同为学社部门负责人,且研究领域相近,在那个书籍仍相对昂贵的年代,同行内部之间分享书籍乃是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