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 来聊聊那些985校徽的故事(2)

从“影摹本”中汲取校徽设计灵感

了解到鲁迅这段生活经历之后，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北大校徽的构图设计理念极可能受到秦汉瓦当图案的影响，至少是从中获得了某种启发。

据专家考证，今存鲁迅所藏瓦当拓片有169种317张，虽然在其所藏拓片总量上的所占份额不大，可这些拓片大多属传承有绪的名家旧藏，当时的市场价格就不菲，收藏价值本身也较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清代名臣端方旧藏。这些珍贵拓片，大部分为鲁迅本人亲自在琉璃厂选购。不过，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选购这批瓦当拓片的时间，实为1918年至1919年之间，已属北大校徽设计完稿之后一两年间的事迹了。

其实，除了巨量的私人收藏拓片之外，鲁迅还有一册自己亲手制作的、完成于1915年“影摹”的《秦汉瓦当文字》。所谓“影摹”，即以薄透纸张覆于原书（原图）之上，完全按照覆透出来的字样（图样）轮廓影迹勾描，以期达到与原书（原图）几乎一致的复制效果。换句话说，即是在没有“复印机”的年代里，自己动手，以全手工的方式来复制文字与图案。

据1915年的3-4月间，鲁迅从钱稻孙和图书馆处借来程敦、罗振玉分别著录的《秦汉瓦当文字》，两相比勘考究之后，决意以清乾隆年间成书的程敦原著为底本，参以罗氏的一些考证与见解，“影摹”了一部《秦汉瓦当文字》。此举前后共用了22天的时间，摹写完了上下两册书，书中摹绘瓦当图案141幅，手迹71页，抄录近万字，每种图后都附有详细的考证资料。

如此看来，对秦汉瓦当的图案、文字及整体形构，在鲁迅的眼中笔下，业已经过了相当精熟的考察与研习。因此，设计北大校徽时的鲁迅，将这方面的既有经验与心得，渗透到设计过程中，应当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时至20世纪30年代，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图案，已在北大校内外普遍使用，开始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渐趋规范化与标准化。1930年印行的《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封面上就以压凹印制的技术，印有这一校徽图案，内页所印校旗上也有这一图案。紧接着，1931年《北大二十年级同学录》，1935年印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一览》，以及1936年《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中，所印校旗图样之上，也同样印有这一图案。

与鲁迅“英雄所见略同”

闻一多设计的武汉大学校徽

回顾了一番北大校徽的设计史，了解了鲁迅的设计理念与思路之后，自然而然还会联想到另一位与其“英雄所见略同”，同样也设计出了一枚造型趋同、构图近似的大学校徽之设计者，那就是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

闻一多设计的武大校徽（校章实物）

由闻一多设计的武汉大学校徽，其主体图案仍是以小篆体“武大”二字上下列置，外围圆框的造型。因为同样面临需要避免“头重脚轻”的视觉压迫感问题，闻氏在校徽图案设计中，采取了与鲁迅的处理方式趋近的手法，仍是在篆字横向笔画的处理上，尽可能延伸与分疏开来。不过，因为“武”字笔画更为繁多，闻氏又在篆字笔画的粗细度上做起了文章，将“武大”二字的篆文笔画修描细化。这与鲁迅所设计的北大校徽特意加粗篆文笔画的做法，又恰恰相反。

闻一多所设计的武大校徽，与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呈现出另一番清新飘逸、舒展俊秀之感。这样的设计思路与效果，恐怕与设计者早年的诗人气质，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有着高度关联。

武汉大学的办学历史，可以溯至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这是于1893年创办的国内第一所公立现代大学。1928年7月，“北伐”胜利之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委任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著名化学家刘树杞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后出任武大代理校长。与闻一多同为湖北人的刘氏，亲自到南京去求贤请驾，力邀闻氏出任武大文学院院长。

时年仅29岁的闻一多，本已于1927年9月，受聘为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文学院外国文学系主任。正值创作高峰期的闻氏，1928年当年出版了诗集《死水》，以及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传记文学作品《杜甫》等。可在同乡刘树杞的力邀之下，闻一多终于1928年8月，欣然赴任武大文学院院长。

当时的武大校址在武昌城内东厂口（现湖北教育学院内），闻一多则住在武昌黄土上坡三十一号锦园。在此期间，闻氏不但设计了武大校徽，还参与了武大的筹建、规划工作，以及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由其提议，将新校址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充分体现了其诗人气质和美学智慧。“珞珈”二字灵蕴氤氲，此山一经改名，仿佛为武大代言一般，迅即驰名，至今海内闻名。

西南联大校徽

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符号

说到三角形校章，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国内大学院校中，实不乏其例。三角形独特醒目的外观，要么彰显稳定，要么突出锐利的视觉观感，很容易被采用为徽章的外观形状。

西南联大校徽（校章）

不但三角形校章常用，三角形校徽也较为常见，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西南联大校徽。西南联大作为中国抗战期间临时组建的大学教育机构，乃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迁至西南后方的名校联合组建而成。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大学，其校徽也彰显着这段特殊历史的特别记忆。因此，这枚外形为等边三角形，中分三棱（代表联合组建的三校），“联大”二字紧紧缀于三条棱线中央的校徽，虽然外观造型与图案内容都十分简单，却足以令对这段历史稍有知悉者，产生强烈触动与莫名感动。

抗战爆发后，除西南联大之外，其他部分学校还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等，但都未能成功维持下来。三校合作联办八年之久的西南联大，这一特殊历史产物及其历史实情，正如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说：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毋庸多言，这一段特殊的三校联合组建之历史，确实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校徽，作为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符号，也将随之载入史册。

梁启超拈提清华校训

校徽由此延伸而来

提到闻一多，则不能不提到其母校清华。时为1912年，闻一多以复试鄂籍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学校，成为当年42名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新生中的一员。

1934年《清华周刊》【向导专号】上公布的清华大学校徽及校章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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