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俯瞰图。

李新伟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在生产力较低的史前社会，家庭或宗族内部的协作有效地保证了群体的生存和繁衍，也激发了群体内对于人口和土地扩张的巨大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震荡与融合，将“边缘”不断纳入“核心”区内，并且充分吸收外来文明因素，兼收并蓄，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手段。

“或许为了荣耀，或许为了积累天文、地理和沟通超自然的知识。史前政治精英们游历高山大川，获得了天下视野，竞相在互相借鉴中各自发展。”李新伟认为，各区域社会上层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

“中华文明是在复杂、多元的环境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社会发展后，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上层会前往其他地区学习先进知识。”李新伟说。

距今5500年以前，河南中部郑州地区西半部出现数个大型聚落。近年来发现的距今5300年前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是迄今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双槐树遗址及周围同时期遗址由三重环壕围绕，中心区域有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分布的大型建筑群。这种前后递进、左右对称的建筑布局最早出现在双槐树遗址时期，开启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布局的先河。遗址中还发现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星的形状，出土了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的家蚕牙雕。

随着诸多文明要素在中原地区的汇聚、融合与发展，中原地区文明的曙光越来越亮，开始显现国家的雏形。随着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到来，中华大地开始进入“五帝”传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