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李新伟也向记者表示，通过考古史料的分析可知，在史前时代，“多元一体”的基因和“分久必合”的大势就已经形成，“中国”的雏形也从史前时代开始出现。

以1977年发掘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为例，李新伟说，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和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都分布在中国河南省，并以河南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发展。

从1949年至1979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达六七千处。李新伟把这30年概括为考古学界的资料积累和理论探索期，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也是在此期间基本建立。

夏鼐在1959年发表的《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为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技术层面上，沿用至今的碳14测年技术也在这期间得以应用，成了当时极为重要的考古勘测技术。

文明曙光初现

现有的史料考证显示，距今15000至6000年，各地区就已经完成了新旧石器过渡、农业起源和形成即社会复杂化的初步发展。

在中原地区，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早期，农业获得初步发展。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8000多年前村落和公共墓地，出土了较大数量的炭化稻，这些稻米绝大多数可以认定为人工栽培稻。水稻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稻作起源研究一直是中国农业考古学重大课题，以前发现的古代稻作遗存大多在南方。这至少说明，那时候水稻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作物。

贾湖遗址的少数墓葬随葬七孔骨笛，这是目前世界上所见年代最早的笛子，有的骨笛经测试可吹奏接近七声的音阶，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且音乐性能最好的管乐器，这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贾湖骨笛等发现表明，在距今8500至7000年之间，很多重要的文明因素就已经出现。”李新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