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对于儒家和孔子，有一个逐渐认知、峰回路转的曲折历程。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创作，从改革的角度对文化传统进行探索和思考。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批判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传统观念，新的生活观念、生产方式和家庭的重组，显现出农村的新气象。王安忆的《小鲍庄》对“仁义小鲍庄”人际关系在温情脉脉的“仁义”面纱下的扭曲异化进行了深刻剖析，用力颇深。这成为文坛的主导话语，也不失为文学的新风。

这时，汪曾祺提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声称自己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将仁义的理念与现代人道主义接通，参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建构，却是另辟蹊径，激活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对接。他在《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晚饭花》等作品中，开拓出新的精神境界。

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黄土高原上双水村的寒窑中，一派父慈子孝、兄弟怡怡的田园景象。时代在变，儿女一代的孙少安和孙少平、田晓霞和田润生，都走出与父辈的人生大相径庭的道路。但两代人之间并没有强烈的冲突，恰恰相反，辛劳一生见多识广的父亲，永远是儿女们的精神支柱，孙玉厚、田福堂、田福军等皆是如此。这种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图景，让人联想起《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在同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父子两代关系的描写上，反思、叛逆、对抗等还居于主导地位，路遥被指责为观念“过时”，然而时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仍然不减其光芒。

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命题，从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变革，转换为市场经济的确立，对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反拨，需要汲取强大的精神资源，仁义、诚信、尚礼等命题的价值凸显，儒家文化再度走向前台。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写“仁义白鹿村”，以关陇学派最后一个大儒朱先生和腰杆直、心气旺、全力维持乡村古老秩序的老族长白嘉轩为两翼，展现关中平原的命运浮沉与文化兴衰。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对于历代信守、传承儒家文化传统的名流大儒进行深度描写，从黄州流放的苏东坡挣脱精神束缚撰写前后《赤壁赋》的幡然醒悟，岳麓书院中朱熹及其弟子们切磋学问不舍昼夜的繁忙身影，到藏书楼宁波天一阁建造者范钦的良苦用心，提出寻找“人文精神”的良策。唐浩明写清代理学名臣的《曾国藩》风靡一时，刘斯奋讲述明末江南儒生士子钱谦益、黄宗羲、冒辟疆等应对民族巨变的《白门柳》斩获茅盾文学奖，这都是三卷本的大部头，是内容决定篇幅，对儒家文化的描写已经成为博大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