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演变史：从闪电到动物，从汉藏到突厥

原标题：“龙”的演变史：从闪电到动物，从汉藏到突厥

端午将至，为缅怀屈原，并祝福诗人故乡勇猛顽强的人民，我们在此讨论龙这种动物。本文主要依词源学，并兼顾文献、图像，研究了“龙”的初义即龙的现实基础。认为“龙”与其藏语同源词'brug一样，其最初的所指应为“闪电”，之后才成了飞在空中且有蜿蜒身体的动物。佛教传入后，“龙”更成了nāga的同义词。虬与龙为同类，该词在藏语中的同源词为klu。在藏族接受佛教后，klu也有了和nāga一样的语义。而深受汉文化、佛教文化影响的突厥语族群，他们不仅接受了十二生肖，还依汉语、梵语分别将龙称作luu、nak。

武汉行吟阁前的屈原雕像

汉地的龙

在上古传说中，龙是一种神秘的生物，与它同类的又有虬。它们的身体修长蜿蜒，还能在空中飞行，故常被神仙用来牵引车辆。如此，屈原在那些伟大诗篇中便经常提及龙、虬。他于《九歌·东君》中写道：“驾龙輈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意思是“驾龙车乘着雷电，载着蜿蜒的云旗”。又在《离骚》里写道：“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意思是“以玉虬为驷驾着凤车，我压住塵埃向上远行”。

想要知道屈原观念里的龙是什么样，只需看看楚文化中的龙形象究竟如何即可。位于今湖北境内的曾国深受楚国、楚文化影响，曾国器物，如出土于曾侯乙墓的建鼓底座，其上龙型便是曲折纠缠，与屈原在《离骚》中所说的“八龙之婉婉”如出一辙。

曾侯乙建鼓座

到汉代，龙的形象还是如此。是故，王褒就在《九怀·通路》中为屈原写道：“乘虬兮登阳，载象兮上行。”意思是“乘着虬升入天空，坐着象往上飞行”。他又在《九怀·陶壅》中说：“驾八龙兮连蜷，建虹旌兮威夷。”意思是“驾着卷曲的八条龙，立起蜿蜒的彩旗”。在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里有《览冥训》一篇，其中更说：“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当时楚地的龙形象，则可见于马王堆轪侯家族墓出土的帛画上。

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

如此，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解释道：“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童省声。”“虬，龙子有角者。”在这里可见两点：一、龙、虬为同种类的“鳞虫”；二、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且在造字时刻意取了“飞之形”，即特意指明了龙这种动物所拥有的上天入水的能力。

也是在汉代，佛教传入中土，并带来了八部众（aṣṭasenā）的概念，即deva（天）、nāga（龙）、yakṣa（夜叉）、gandharva（乾闼婆）、asura（阿修罗）、garuḍa（迦楼罗）、kiṁnara（紧那罗）、mahoraga（摩睺罗伽）。因nāga一部以大蛇为外形，正与汉地传统中龙的形象相合，故汉人便以“龙”翻之。由此更将“龙”、nāga视作同义词。

清朝明黄江绸彩绣平金夹龙袍

藏地的龙

龙、虬这类动物并非只存在于汉文化中。龙，按郑张尚芳的早期上古汉语拟音，其读音在殷周时为[*b·roŋ]。郑张尚芳还指出，“龙”在藏语中的同源词即藏文'brug。虬，按郑张尚芳的早期上古汉语拟音，其读音在殷周时为[*ɡrɯw]。潘悟云指出，“虬”在藏语中的同源词即藏文klu。

藏文'brug，既指生物“龙”，又指自然现象“雷霆”、“闪电。”比方说'brug sgra一词，既是“龙吟”也是“雷声”。如此，龙这种生物很可能就是古人对天空中闪电的理解。已见《九歌》中说：“驾龙輈兮乘雷。”《淮南子》中也说：“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这样的诗句应该就是在描述以闪电为形象的龙、虬牵引着轰隆作响的“雷车”。正如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里漂亮又发人深省的说法，“brug 'ur sgra che yang stong pa yin, 'ja' kha dog legs kyang yal nas 'gro.龙声再大是空幻，虹光再艳终渺茫。”

闪电

在藏地，跟“虬”同源的藏文klu则被用来与八部众中的龙部相对应。如伟大的论师龙树菩萨，他的梵语名nāgārjuna，因藏族人将ar“成就”视作arjuna的词根，便被翻作klu sgrub“龙成”。和我们一般认知里的nāga一样，klu龙生活在水中、地下；它们有“龙毒”klu dug；其天敌被称作“伏龙者”klu mthar byed，即遍入天的坐骑，同为八部众之一的迦楼罗；而klu龙的首领则是居住在“龙宫”klu khang中的“龙王”klu rgyal。

遍入天、大吉祥天在迦楼罗上

此外，藏族人还认为，因为有毒的klu龙控制了水体，故它们会使人畜患“龙病”klu gdon nad/ klu nad，即麻风、疥疮一类的各种恶疾。而文殊菩萨的过去世龙种上尊王佛（nāgeśvararāja）klu dbang rgyal po则能消除龙害。

龙种上尊王佛

但若依据藏医界较为形而上的观点，则可将龙视作“维持人体生理活动的动力”，即与中医所说的“风”或“气”类似。8世纪时，宇妥·元丹贡布（g.yu thog yon tan mgon po）等人编著了《四部医典》（dpal ldan rgyud bzhi），其中记载了明智大仙的说法：“龙是诱发一切疾病的主要病因。它既是一切疾病的前导，也是一切疾病的末尾，遍布周身，本性凶暴，毒害本系，扰乱旁系，许多疾病的激化，都是它所引起。”

总之，对于操汉藏语的各族来说，龙、虬这类生物神秘而有威势，深受他们的尊敬、喜爱。故在藏文中，不丹称'brug yul“龙域”；不丹人称'brug pa“龙人”；不丹王称'brug rgyal po“龙王”。

不丹王室夫妇

以至外界也会认为他们与龙存在某种特殊联系，如生活在缅甸西北、印度那加兰的著名山地民族那加人便是以龙nāga为名的。

那加人

突厥语中的龙

汉文化、突厥文化二者渊源甚深。两种语言间也素来多有交流。克劳森（Gerard Clauson）在他的《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词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13th Century Turkish）中指出，突厥语中的龙luu借自中古汉语的西北方言，这便是“龙”的阳声韵尾-ŋ不见于突厥语的原因。如在突厥语中，“龙年”、“龙王”分别被称作luu yïl、luu xan。操突厥语的族群和汉人一样，也把龙、nāga视作同义词，比方麻赫默德·喀什噶里（Maḥmūd al-Kāšġarī）在《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 Lughāt al-Turk）中就把“龙”、“龙年”分别称为nak、nak yïlï，而nak便是从梵语nāga来的。之后，luu这个词又从突厥语进入了蒙古语，仍为luu。

莫高窟壁画中穿团龙纹长袍的回鹘王

与龙一并从汉文化进入突厥文化的便是十二生肖，即鼠sïčqan/küski、牛ud、虎bars、兔tawïšqan、龙luu、蛇yïlan、马yont、羊qony、猴bičin、鸡taɣïqu、狗ït、猪laɣzïn/toŋuz。除了龙以外，其他的好些突厥语动物名在东亚也都很有影响力。虎bars，这便是汉代蒲类海“蒲类”二字的来源，该湖现在仍称“巴里坤”（bars kül）。马yont，唐代有名的薛延陀部由薛（sir）部、延陀部合并而成，据包文胜研究，“延陀”即yontluɣ“有马的”，其词根便是yont。兔tawïšɣan，该词借入蒙古语族语言中便是契丹语的“陶里”、蒙古语的tuulai。羊qony，《周易》中说：“萈陆夬夬中行。”意思是“羊在路中跳着走动”，郑张尚芳指出，这意为“羊”的“萈”就是来自qony。猪toŋuz，据干志耿、孙进已的研究可知，当说突厥语的萨哈人（saqa）来到西伯利亚时，他们便将当地的鄂温克人（Evenki）称作toŋuz，以后便有了“通古斯人”、“通古斯语”等说法。

如今COVID-19病毒仍在世界多地肆虐，各国人民的生活也还未恢复正常。这情形就好像贾谊在《惜誓》中说的：“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但如此异状肯定不会一直持续。何况现在正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相信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国都能“蛟龙得水”，尽快驱散疫情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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