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梵高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傻瓜。他愤愤问乌苏拉：“在知道我爱上你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居然整整一年都不告诉我？”而乌苏拉理直气壮地回答：“你爱上我难道是我的过失？我无非是想与你做个朋友。”

乌苏拉如此这般的拒绝，对梵高来说是特别沉重的打击。他非常不喜欢自己的画商生涯，因为那些购买复制画片的人都毫无艺术的理解力，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他在伦敦的生活里，真正感到幸福的是每天能看到乌苏拉。他这种儿童般的天性，总是把一切人、一切事都想得非常美好，这使他对乌苏拉的认识失去了真实性，陷入爱与被爱的错觉中。所以在被乌苏拉拒绝之后，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非常灰暗，郁郁愁结。

欧文·斯通用这个“序幕”，拉开了梵高一生的悲剧：他太无邪，把一切人和事都往好里想，不适合活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他就像一个全部打开的大葵花，裸露在世俗社会的霜风雪雨中。这个世界总是让他感到非常意外，当然也非常地失望。

梵高面对乌苏拉的手足无措，实际上是给全书的一个象征性的基调，预示着他这一生会非常坎坷，像一个孩子，奔跑在起伏不平的未知世界。七年以后，梵高又恋爱了，这事儿发生在这本传记的第二卷，他爱上的是自己的表姐凯·沃斯。表姐的丈夫死去不久，梵高感觉自己是“能使凯把那个属于过去的男人忘掉”的不二人选，他“爱凯身上的一切：那紧裹在黑色长裙中的苗条纤细的身材，她到田野上时戴的那顶漂亮的黑色女帽，当她在他跟前弯下腰时他闻见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肉体的芬芳，当她说话很快时嘴巴蹙起来的样子，闪动在她深邃的蓝眼睛中探询的一瞥”。

凯与自己的儿子，1879~80

这和他当年爱上乌苏拉的情形是何等的相似！可是这相似中又有内涵的不同。在这七年里，梵高曾经到矿区担任牧师，在几百米深的矿井下亲身体尝过最底层劳动者的悲苦与绝望。他渴望人间温暖明亮的那一面，而表姐凯是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生活的沧桑使她多了几分沉静，举手投足间散发着成熟女性的从容和暖馨，如一轮明月温柔地滋润着他。这是七年前的乌苏拉完全不具备的气质，

“他现在庆幸乌苏拉那时没有爱他。他当时的爱情是何等浅薄，现在又是何等深刻而丰富。要是他和乌苏拉结了婚，他就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爱情的含义。啊，那他也就永远不能爱凯了！他头一次认识到，乌苏拉只不过是个头脑空虚的孩子，既不优雅，亦无个性。他痛苦了那么些年月竟是为了这样一个小娃娃！而同凯一起过一个钟头，胜过与乌苏拉厮守一辈子”。

梵高对表姐凯的迷恋有一个致命的盲区：凯的成长是优雅的、淑女化的，“她一向着意保护自己的皮肤不受日晒风吹”。就像梵高的妈妈所说：“凯可是生在富贵人家，她一向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在表姐凯的眼中，梵高是个始终长不大的野孩子，“当他沉浸在自己对事物的体会之中时，他就失去了自我控制，又恢复了往日那种激动不安、癫狂可笑的举止。下午那个彬彬有礼的绅士不见了，这个粗野的乡巴佬使她大为惊骇。她只觉得他的感情的迸发是那样缺乏教养，那样幼稚可笑”。所以，在梵高突然“发狂地把她搂到怀里”的瞬间，她因为“恐惧和反感”而说不出话来，立刻用“那双蓝得发黑的眼睛冷冷地瞪着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决不，决不！”

这是女性对梵高关上的第二扇门，这意味着对梵高人生选择的否定。梵高的家族颇为可观，他的父亲虽不富裕，却也是体面的牧师。几个叔伯中有人是荷兰海军司令，也有人掌管着资本雄厚的艺术公司。欧文·斯通在“序幕”中就刻意写过这样一段公司伙计的对话：

“他有什么可发愁的呀？巴黎、柏林、布鲁塞尔、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古比尔分公司，有一半儿是属于他的伯父温森特·梵高的哪！老头子有病，而且没有亲生子女，人人都说他得把产业分一半儿给这个小伙子哩！”

“有的人就是样样走运。”

“这才说了一半儿。他的另一位伯父，亨德利克·梵高，拥有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大画店；还有一位叔叔，科尼利厄斯·梵高，是荷兰最大的商号的经理。啊呀，梵高家在欧洲可称是首屈一指的经营美术品的大家族哪！有朝一日，咱们隔壁那位红头发的朋友，要掌管几乎全欧洲大陆的艺术哩！”

这“红头发的朋友”正是梵高，多么令人羡慕，前程花团锦绣。他可以文质彬彬，可以衣冠楚楚，可以日进百金，可这个从小就宁愿离群独处的红发少年，偏偏背离了自己的阶层，日益下沉到劳苦大众之中，在英国最荒凉的矿区拿起了画笔，走上了孤独的贫寒之路。他没有任何收入，靠家人的接济维生，而且难以让人看到光明的前景。这样的男人，怎能不让表姐“使劲挣脱身子”，赶紧逃开。

马车与远处的火车，1890

失恋的捶击使梵高夜不能眠、辗转反侧，痛切中他直觉地发现，“自己对绘画的爱远远超过了对凯的爱”。这个二十八岁的苦行者做出了新的选择，去荷兰西海岸的大城海牙，租下一间画室，从此专心绘画。这听上去自由浪漫，但每一分钟都饥寒交迫。弟弟提奥每个月寄给他一百法郎，这些钱他大多用来买画布、买颜料，经常囊空如洗，几天吃不上一口饭。

他最大的享受，是去底层工人聚集的小酒吧喝一杯，在酸葡萄酒的滋润中获得慰藉。正是在小酒吧里，他遇上了生命中最接近于爱情的女人，她叫克里斯汀——一个三十二岁的洗衣妇、站街女，有五个说不清父亲是谁的孩子，而且还怀着孕。与梵高相遇的时候，她正准备喝一杯，“歇一歇就去拉客”。梵高当晚就跟她回家，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已不是只身一人，朦胧的晨曦中有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在身旁，这使世界显得亲切多了。痛苦和孤独离开了他，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沉的宁静”。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彼此握住了伤痕累累的手。克里斯汀开始给梵高当模特儿，给他铺床、打扫房间、煮咖啡，简陋的小屋顿时有了家的感觉。克里斯汀强化了梵高与劳苦大众的共情，他在商店的橱窗玻璃上看到了自己：“蓬头垢面、无所归属、没人需要、病弱而粗野、被本阶级所摈弃的流浪汉。”可他毫不自惭，甚至直接驳斥那些劝他“回归正道”的“体面人”：

“像这样在码头、小巷和集市，在候车室以至酒吧间四处奔波，除了艺术家，谁也不会把它当作是什么愉快的消遣啊！艺术家是宁可到那些有东西可画的最肮脏的地方去，也不愿去出席茶会陪伴可爱的太太小姐的。寻觅绘画对象，在劳动人民中间生活，到现场去写生，那时常是辛苦的，甚至是肮脏的工作。商人的举止穿戴，对于我这样的人，或是任何一个无须同贵妇富绅交谈以便向他们兜售昂贵物品赚钱牟利的人来讲，都是不合适的。

“我只适合在格斯特画那些在阴暗的矿井中从事开采的挖掘工，就像我一直整天在做的那样。在那里，我丑陋的脸、褴褛的衣衫，与周围的环境十分和谐，而我自己也感到无拘无束，工作得很愉快。要是我穿上华美的外衣，就会使那些我要画的工人对我持一种畏惧、不信任的态度。我作画的目的，是要让人们看到那些值得一看但并非人人都懂的东西。如果有时为了完成我的作品而不得不舍弃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这难道就算做得不对吗？同我所画的人在一起生活，难道就降低了我自己的品格了吗？如果我到劳动者和穷人家里去拜访，或在自己的画室接待了他们，难道就是有失身份了吗？我认为这是我职业的需要。”

这当然不可能是梵高的原话，欧文·斯通在这本传记中开宗明义：他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写梵高。这段话自然是欧文·斯通的想象，但绝不是凭空而起。世人敬仰梵高的伟大原创力，赞扬他“吸收了乔治·修拉的点绘技法、日本木刻水印原始的简洁、象征派对梦境般的图像的信奉”。然而，在艰难前行的短短一生中，他最真挚的追求是什么？为什么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会这样写，“当我付出时，我付出我的全部”（WhenIgive，Igivemyself）？

这句话被镌刻在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的门口，给世人一个巨大的追问：在爱情、绘画背后，他最虔诚的奉献都给了谁？欧文·斯通将自己对梵高的深刻理解都写到了这番话中，他没有身份焦虑，只有朴素的情怀，认定“我只适合在格斯特画那些在阴暗的矿井中从事开采的挖掘工，就像我一直整天在做的那样。在那里，我丑陋的脸、褴褛的衣衫，与周围的环境十分和谐，而我自己也感到无拘无束，工作得很愉快”。这清晰的选择，使他对上流社会敬而远之，与克里斯汀亲密无间。

花园里的恋人：圣皮埃尔广场,1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