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博这段经历，沈从文是不计较工资待遇的，他在乎的是做事的平台。沈从文1980年11月24日在美国纽约圣约翰大学讲演时说：“对我来说，进了历史博物馆，能够坚持30年，这是一个机会，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他特别强调国博这个平台的价值：“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因为文化是整体的，不是孤立的。”

沈从文用自己的方式“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

一封1962年9月5日的信

我们还新发现了沈从文1962年9月5日写给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的信。这封信全长2000字，是在北京东堂子胡同21号的家里写的，从中能获得很多信息：

其一，沈从文“有一个较大计划”——做好试点工作，做一个长编性质的服装形象著作，由商到清，形成3000多年的传统服饰大系。他初步估计，将构建800到1000个有代表性的服饰形象。其实早在1959年4月，沈从文出席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就作了题为《关于文物“古为今用”问题》书面发言。1959年7月5日，沈从文给兄长沈云麓的信中说：打算“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好供全国使用。明年可能调二三助手来试试，进行一年，即可见出效果。”沈从文1980年11月24日在美国纽约圣约翰大学的讲演中说：“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所谓《二十五史》，就没有人注意现在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还要多……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宝藏。”面对大量考古遗址不断出土的服饰资料，沈从文开始服装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