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沈从文越级直接给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写信，说明他推进服饰研究的迫切心情。从信中也可看出博物馆领导积极支持他的研究。1960年4月，沈从文为轻工业出版社草拟《中国服饰资料》目录；1960年5月中旬，《中国服饰资料》项目计划初步完成，用到六七百种古画和石刻，还拟进一步编成十本书；1960年6月，此计划提交讨论，文化部同意进行这项工作。然而，再继续下去，需要上级领导支持，所以沈从文才越级写信。

其三，沈从文将范曾等青年学者争取到研究团队。信中他先讲意义，认为这项工作成果可以为博物馆及美术院校的工作提供扎实的参考资料，同时“对于今后文物局方面，拟进行大规模工作时，也还有参考价值”；再谈因人手不够，进度太慢；最后建议“商调范曾和吴景同二同志”，认为二人不仅专业上对路且工作效率高。在沈从文努力下，范曾正式成为国博员工。

其四，沈从文有四件政协提案都是让“冻结”在库房中的丝绣材料“活起来”。沈从文在这封信中解释了自己为何每年政协提案都要说到这一问题。一是遗产十分丰富，冻结在库房中，不起作用。二是教师知识储备不足，教出学生的能力不强。他认为，千百万人在那里日夜努力生产的工艺美术品缺乏文化特色，“在国际市场上不受欢迎，即赔本售出也还多积压，不易和人竞争”。他提到，“故宫丝绣馆因缺少美工助手，百千种有用材料都只有冻结在库房中，实在十分可惜”，“生产部门如南京、苏州、四川更少参考资料，谈学习优秀遗产，古为今用，极易落空”。为此，他建议，“所以上次在政协提案四件，都提到要改进教材内容，提高教师有关知识，充实生产花样，最好还是让教书的、编专题教材的、主持生产设计的，轮流到故宫多学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