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丝厂放工抢亲图》沈文雅上海小校场上海历史博物馆藏

当然，印度巡捕在年画中并不都是正义、守法的形象，相反，由于彼时民众社会地位低下，面对租界的巡捕，国民大多处于言听计从的处境，而租界巡捕依靠背后的势力，胡作非为、欺压国人者不在少数，年画创作者亦注意到了此类信息并将其如实刻画了出来，桃花坞年画《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中描绘了印度巡捕暴力执法的场景。该年画分十余个小幅画面描绘了当时上海最为繁华的四马路上的社会生活场景，其中一幅就绘有印度巡捕正在暴力驱赶叫花子。画面上的印度巡捕一手握警棍，一手揪住叫花子的长辫，试图将其拽离，和趾高气扬、身材高大的红头巡捕相比，叫花子的形象面带愁苦、瘦弱矮小，二者形成鲜明反差，而印度巡捕对手无寸铁的叫花子毫无同情之心。此外，1892年《点石斋画报》“丝集”中《印人抢表》一则更是直接控诉印度巡捕知法犯法，公然抢劫的行径，并用“印度为英之属国，其民长而黑，蛮野成性，犹有狉獉习气，初不知礼仪廉耻为何物”等语句来表达对印度巡捕的强烈不满；而1897年《点石斋画报》“信集”中的《大闹洋场》一则讲述了租界对小车车夫课以重税，车夫无力缴纳愤而大闹洋场，印度巡捕暴力执法、极力镇压车夫之场面。

《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王荣兴江苏苏州桃花坞上海历史博物馆藏

四、交通工具的多样化发展

这一时期，除了具有外来特色的城市建设外，交通工具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面貌。脚踏车，即自行车，于19世纪中期传入上海，在这时成为新兴时髦的出行工具，它在中国的出现，不仅代表着摩登时尚，也是身份和富有的象征，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于是当时很多报章都刊登过和自行车相关的事情。1883年，由《申报》出版的《寰瀛画报》第九卷的“盈联”版上发表了一首竹枝词，称赞自行车的制作颇具水平：“前后勾联两车轮，不须手挽踏芳尘。”由此可见，人们不仅对这一新事物充满着好奇，也为它所带来的先进文化充满赞许。1898年11月2日的《点石斋画报》则用略带调侃的语气写道：“冶游子弟尽时装，脚踏车飞马路旁。草帽戴头烟咬口，金丝眼镜看娇娘。”描绘了彼时骑自行车的人群多为年轻的富家子弟，他们有金钱有空闲，外出骑自行车是为了“看娇娘”。1899年，宋氏三姐妹中的宋霭龄10岁生日时，其父也为她买了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此时的自行车还只属于社会上有身份地位和金钱的上层人士骑用，并未普及到民众之中。而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上，上海照相业“四大天王”之一的耀华照相馆展出的摄影照片喜获“翼飞美人”奖，这是清末中国在世博会上获奖的唯一一家照相馆，该照相馆就有骑自行车的小脚女人的照片。于宣统元年七月（1909年8月）创刊的《图画日报》曾记载“上海社会现象”时，也刊载了一幅题为“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的水彩画，旁边配文：“自脚踏车风行沪地，初为一二矫健男子取其便捷，互相乘坐。近则阁楼中人，亦有酷喜乘坐者。每当马路人迹略稀之地，时有女郎三五，试车飞行，燕掠莺梢，衩飞鬓颤，颇堪入画。”说明当时自行车已经开始被普通百姓所接受，甚至连处于社会下层的妇女也可骑着自行车自由出入，这从侧面反映了上海在接受外来文明后，社会风气的转变。年画艺人自然也没有放弃对这一新兴事物的描绘，《上海胜景洋场跑马图》中一位长衫窄裤、留着长辫子的年轻女孩在上海街头骑着一辆自行车，三寸金莲踩在自行车踏板上却也稳稳当当。由此可见，在1890年到1910年左右，妇女骑自行车成为时兴之事，而这幅年画上的妇女骑自行车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

《点石斋画报》刊登的安徽长人詹五穿着西装在上海街头与友人对话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