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康有为。“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1904年，他参观意大利博物馆文艺复兴的绘画时深有感触地说：“彼则求真，我求不真；以此相反，而我遂退化。”于是提出中国绘画“变法论”。继康有为之后，陈独秀提出绘画“革命论”，徐悲鸿提出绘画“改良论”。所有这些理论，其宗旨核心只有一条：中国绘画已经山穷水尽，唯一前途就是学习西方求真写实的绘画来改造国画。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画家汲取西方绘画的精髓，洋为中用，创造了“中西合璧”的绘画，取得光辉的成就。但是，以齐白石为代表的传统国画，并没有用西方的求真写实的绘画来改造中国传统绘画，依然取得光辉的成就，把传统国画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近百年来，除齐白石而外，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传统艺术的守护者，例如黄宾虹、潘天寿、吴昌硕、李可染、刘海粟、傅抱石、蒋兆和等，著名艺术评论家邵大箴说：“在20世纪，国画艺术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不应该被否定的事实。”遗憾的是，在齐白石之后的画家，并没有把中国传统绘画继续推向前进。当今国画，从整体上说，只有高原，没有高峰；只有画家，没有大师。所有这些，不过是历史的一瞬。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人类未来和平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主轴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

若问，中国绘画顽强的生命力究竟哪里来的？就在于包容性与独立性的结合。中国绘画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创造了辉煌的过去，同样，中国绘画必将创造辉煌的明天。

1717年，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翚已是风烛残年，当他完成最后一幅作品《草堂碧泉图》时，内心痛苦终于按捺不住，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何人解识高人意，溪上青山独自看。”是啊，能够成为中国绘画的知音，除了作者一个人外，还能有谁呢？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今天，中国绘画的知音，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富有活力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既为中国绘画的昨天而自豪，也对中国绘画的明天而充满信心，这就是中国绘画的艺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