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当前许多地方不仅做不到“健全”，连“稳定”都很难达到。“很多地方队伍人员数量不足，难以承担繁重的保护工作任务；素质结构不合理，很难保证保护工作质量。特别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少，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研究，保护工作难以做到科学化、规范化。”萧放说。

一位基层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单位大都设在各级文化馆，但这里人员老化、流动困难，专业人员少且学历低、职称低，业务人员接受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不足，难以适应和承担新形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大量的资源普查、田野调查、资料整理、项目文本和录像片制作、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等技术性、学术性、实践性较强的工作。

专业人才匮乏下，非遗的科学保护更是无从谈起。

有学者反映，由于缺少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精于管理的专业人才，一些地方的非遗保护工作出现了偏差，比如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成了旅游区，甚至是开发区；在推动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时，为了追求利润，甚至放弃了传统手工制作的核心技术，这些都有悖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

“问题的根由在我们大学学科的设置上，文化遗产学、民艺学等还都没有独立的学科。虽然一些大学开设了非遗保护与科研的课程，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学科地位，只能勉强地挂靠在邻近的学科上。不能独立招生，没有自己的名分，毕业的评定也受制于所挂靠学科专业，非遗教研举步维艰。”冯骥才说，“非遗的专业教育进入高等教育的体系里来，使得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源源不断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不仅是非遗保护事业本身的需要，未来我们还将渐渐拥有一支实实在在的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骨干力量。”

河南周口，邵波工作室工作人员在捏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泥狗”。苏雪松摄/光明图片

2.从冷门到学科增长点，热潮之下还需理性

当前，我国高校非遗教育的开展情况如何？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勃告诉记者，目前高校参与非遗保护行动是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多条路径进行的：“比如早在2002年，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就先后成立，还有高校将非遗纳入课堂教学，举办学术讲座，开展非遗方向的研究生教育等，对非遗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梳理发现，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加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和博士点”等。此后，高校更是涌现出非遗保护专业的开设热潮。

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仓促上马、教材师资缺位等问题，不少学校的非遗专业存在“蹭热点”嫌疑，挂着“非遗专业”的名头，实则开设戏曲文学、工艺美术等课程，缺乏对非遗保护基本理论等的系统教授，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承担起保护非遗的重任。

曾有媒体报道，某县与某高校合作开办侗族大歌“本科班”，其做法是要求全县包括学校在内的每个事业单位都要上报一名学员，一个学期先教授10天中外音乐史，再学习几首侗歌，其他时间则自己在家看书学习。待到3年“学成”之后，须参加艺术类的国家成人高考，科目则是英语、数学、艺术，考试通过后取得学士学位证书。

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腾克镇民俗村村民在进行国家级非遗“曲棍球竞技运动”表演。张凤双摄/光明图片

“这种短暂的学习和关联不大的考试对于非遗传承保护能起到多大作用呢？”有学员诘问。

采访中，不少专家呼吁，非遗保护专业从冷门变为学科增长点，开设热潮涌现，但还需理性思考、谨慎对待。

“学科建立了，是一个大的进步，但马上就面临教师和教材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说，有些学校反应很快，设立了专业，但有很多“外行”摇身一变讲非遗，实则是误人子弟。

3.从教材建设到师资培养，非遗教育应注重实践

培养一支高层次专业化的非遗保护人才队伍，高校应该向何处发力？

在冯骥才看来，三件事至关重要：一是教材编写，二是培养目标的确立，三是就业出路的畅通。

“没有理论支撑和学科支持，非遗保护可能会陷入盲目、非理性或者不自觉。什么是非遗，非遗的特点、历史、传承方式是什么，这些概念需要明确。没有一套严谨、精准的教材，知识体系构建不起来。”冯骥才透露，眼下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非遗保护人才的教材编写上。在九月份即将入学的新生课程表上，这个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点将开出《习近平谈文化遗产》等一系列重磅课程。

而在培养目标的确立上，冯骥才认为，不同学段应该有着分层次渐进式的考量：“比如职业教育，更偏重知识与技艺的习得；本科、硕士阶段则要着重培养研究和管理两方面人才，博士阶段就是更高层次的科研人才。”

在重庆黔江区小南海镇新建村的西兰卡普非遗工坊，村民在编织西兰卡普产品。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