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考古十大发现中，按照遗址年代先后顺序排列，皮洛遗址位于第一位。

实际上在最终结果出炉之前，很多人心目中，皮洛遗址就已经和三星堆、江村大墓一起，成为十大发现的“必中项目”。

但显然对其的关注程度，远不及另外两处遗址。为此，有必要进行一番介绍：

人类文明对于雪域高原的征服一直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为了了解旧石器时期青藏高原上，人类留下的痕迹，从2019年起就展开了专门的考古勘查。并在2020年发现了皮洛遗址。

它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刚好与稻城县县城隔河相望。

稻城卫星地图。来源/谷歌地图

海拔3750米、总面积达到百万平方米、发现的文化层近乎2米、发现标本7000余件，单列数据就已经创造出一项又一项的最值。其中的内涵，更是分量足够在中国考古的历程上记下一笔。

发掘照。来源/国家文物局官微

我们皆知道石器在人类文明初燃之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开始，逐步点亮科技树解锁更多的技能，逐渐将文明引领向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时代。 

这是一个长达百万年的领悟过程，从最开始或许是出于本能的捡起碎石投掷，到领悟到运用合适的工具能达成事半功倍的效果，旧石器时代便是看人类用最简单的动作将石头玩出各种花活儿的过程。 

我们可以按照形式和时间先后将旧石器时代划分为奥杜威技术体系、阿舍利技术体系、勒瓦娄哇技术体系等。而皮洛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同一片区域里，就把上述三种技术体系集齐了。

技术分期图表。来源/李浩.阿舍利技术与史前人类演化.科学.2019（3）.10-14

在发掘过程中，皮洛遗址总共发现了7个文化层，也就是下图的2-8号地层。因为人类文明活动与自然因素均会形成堆积，而不同时代堆积的土质都有所差异。可以看到第5号土层偏红，第8号土层偏绿。故而，我们可依据石器在哪一层地层出土来判断它的大致时代。

地层照片。来源/国家文物局官微

在4-8层中发现了最为原始的石核—石片石器，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砍砸器”，即奥杜威技术。是最为原始的石器制作方式，在预制的石核上狠狠敲击，一发入魂剥离石片，不对形状进行修整，只是找出适合持握的石片立马投入使用。 

好处是易于制作，可问题在于实在是太过粗糙，砸出来的石片是否真正能承担起职责，全部听天由命。

而在第3层中，发现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则是一个质的飞跃，其特点为两面加工，精细修整。通过对正反两面的反复敲打，在两面交界的位置形成一条薄薄的刃沿。

来源/国家文物局官微

奥杜威技术仅仅能一力降十会的进行砍砸，而到了阿舍利技术还能够进行切割、刮削等更加精细的操作。 

这能够反映出先民们已经有了一个概念：要如何制作石器能才够让其顺手并且造成更大的伤害。在脑中已然有了标准器形的概念，才能打造出想要的器具。 

而为了实现精细化加工，也必然不能使用蛮力打石器，因此在制作工艺上也有了很大的变革，很可能引入了木棒或其他工具来控制每次砸击的力度，在反复敲打中修整石器的形状。 

所以阿舍利技术的出现，是技术与认知的双重革新，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或许是阿舍利技术手斧完全满足了当时人类的生存需要，因此整整延续了差不多150万年，成为旧石器时代使用时间最长的石器技术。在漫长的岁月里，原始人类对砸击力度的把控越来越精细，阿舍利技术的手斧也越来越趋近与完美的水滴形。 

直到将近25万年前，阿舍利技术最终发展为勒瓦娄哇技术，也便是在皮洛遗址2号土层中找到的石英石片器和小两面器，石器小型化代表着能够满足更加精细的操作需求。 

因为勒瓦娄哇技术并非是对石块的整体进行加工，而是在敲击出刃沿后，再从石头上将需要的部分剥离下来，形状更加可控，更加适应不同类型的工作。也同样代表着原始人类认知水平的飞跃。 

因此三种不同时期的石器，从下到上叠压在一起，能够清楚的看到打制时期的演变过程，此种经历可谓是相当的罕见。

来源/国家文物局官微

经过年代测定，第三期距离我们最近的石器，存在时间已经超过13万年。在旧石器时代动辄以万年作为计算的尺度，整个皮洛遗址存续时间高到难以想象。 

虽然我们目前无法得知，创造出这些石器的是同一批先民不断技术革新的结果，还是带着新技术的族群不断迁入。但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高海拔带来的极端环境，并没有阻止人类文明火种的蔓延。

以上是皮洛遗址的意义之一，而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部分，将核心聚焦在阿舍利技术上，在其背后有一场持续好几十年的学术争论。 

将时间倒回到考古学刚刚起步，在当时学者们便留意到了在世界不同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存在着差异也存在有共性。 

1944年，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在参加了东南亚考察团后，提出了一个观点：西欧、非洲、西亚与南亚次大陆上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均有手斧发现。而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等地并未发现。 

以此为依据，在欧亚大陆及非洲上划了一条线，分作两个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圈，莫维斯线往西为“手斧文化圈”，莫维斯线往东为“砍砸器文化圈”。

在1944年，这条线的划分是符合当时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情况的。 

在几十年后，莫维斯线以东也找到了手斧，中国的丁村遗址、水洞沟遗址、周口店等地均有发现。虽然这些手斧是否是阿舍利技术的产物存在有争议，但“莫维斯线”是以手斧为界定标准的，理应在实际证物前做出更符合时代的调整。 

然而真正的争议从此刻才开始，1969年，莫维斯在阐述“莫维斯线”形成原因之时提出了两点论断： 

一、东亚地区处于人类进化和发展的边缘地带。

二、东亚地区劣质的石器原料限制了该地区石器文化的进步。 

这两点显然包含着浓浓的对东方文明的偏见，而1969年的时间也相当敏感。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美苏冷战逐步进入到“苏攻美守”的第二阶段。 

在此等时代环境下，莫维斯的两点论断，已然在政治目裹挟之下舍去治学之本，成为服务于“西方高等文明”话术的工具。

莫维斯线与美苏冷战局势图

正因为如此，莫维斯的两点论断迅速引起了非常剧烈的反应，严谨治学的考古学家们通过在“莫维斯线”以东寻找手斧和证明砍砸器并非代表技术水平低下两条路径，对“边缘地带”和“限制进步”两点进行强而有力的反驳。 

最终在1978年，莫维斯本人也认识到自己两点论断的错误，修正为因为东亚资源、气候与环境，造成了此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较少使用手斧，此次学术讨论才告一段落。 

于是，现在又回到了学术的观点来讨论“莫维斯线”，随着在东亚和东南亚，不断有手斧发现，应当对此条线的意义进行更重新考虑。 

一些路径依赖的学者提出了“广义上的莫维斯线”，他们认为目前在中国出土的手斧占比稀少，且是否是阿舍利技术尚存争议。因此，还可以将亚欧与非洲大陆分作“主要使用手斧的区域”和“主要使用其他工具的区域”两个部分。 

不过，如今的旧石器考古已然和1944年大不相同，世界各地多元化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显然不再适合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一刀切。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森水先生在1996年时便提出了，对于“莫维斯线”的正确看法：

莫维斯旧大陆旧石器时代前期早中期文化区划理论，尽管国内外考古学家持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从历史角度看无疑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的两个群体说从更大空间阐明旧石器时代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若从目前旧石器时代前期成果看，无疑是简单化了。因为无论东方和西方，旧石器文化均有多样性，其前期主体文化和非主体文化交叉地分布着，在西方典型的手斧文化区，也存在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区，在东方砍砸器文化区，旧石器文化更具多样性，呈现不同文化镶嵌分布的多元结构。——《中国旧石器考古中的几个问题》

于是中国的考古背负上了历史使命，我们需要先证明“莫维斯线”的简单化弊病，然后再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去回望人类文明的萌芽时代。 

2021年，皮洛遗址中出土的阿舍利技术手斧，便成为了我们打开通向历史正确一方的钥匙。 

和以往在洛南盆地、百色盆地发现的手斧不同，皮洛遗址的手斧是毫无疑问的阿舍利技术。

来源/谢光茂.百色旧石器遗址群：手斧挑战莫维斯理论.2008（05）.中国文化遗产.105-108

而阿舍利技术不光有手斧一种工具，根据形态还有手镐和薄刃斧头两种，三种工具在皮洛遗址均有发现，这一次它们出现在了雪域高原上，成为目前世界范围发现的海拔最高的全套阿舍利技术体系石器。

至此，我们终于有了足够的证据，将“莫维斯线”擦去。 

或许此时会有人疑惑，“莫维斯线”本就是西方提出的理论，我们为何不能忽略它，直接进入下一步呢？ 

对于此，则必须要认识到，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我们并不能站在单一人类群体的立场，而是要对全体人类文明负责。 

因此，对于拥有弊端，且走过弯路的“莫维斯线”，仍然值得我们正视，原因在于它在全世界范围中寻求共性的思想是无比正确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新的时代，赋予它正确的意义。 

而这个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非常的熟悉。 

“尊重个性，寻求共性”，这八个字会让你想起什么呢？有一种答案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 

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智慧，中国考古的发展也在其列。 

这便是皮洛遗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