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所创作《九歌》中的一篇诗作，是中华网考古文博特聘专家于成龙博士中学时期曾学习并酷爱的文宝挽歌之一。《国殇》作为追悼楚国阵亡将士的挽诗，笔墨情感真挚，节奏明快急促，以简练、生动的笔法，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的壮烈图景。凛然悲壮，荡气回肠，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每每想起其中诗句，便会心潮澎湃，凝神冥思，仿佛穿越时空，感同身受那段军魂所在的峥嵘岁月。

《国殇》中的诗句可分为两节，第一节诗句“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是描写敌我相接，楚国将士奋勇抗敌；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当时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攻，战斗场面的如实写照。

而如诗句所记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在中国古代，至迟从商代晚期直至西汉早期，一直作为重要的军事装备，亦如《孙子兵法·作战篇》所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使用时间持续长达1000余年！而且，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用以衡量当时诸侯列国的军力。《孟子·梁惠王上》云：“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从中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诗·小雅·出车》歌咏西周宣王时期攻伐玁狁部族胜利，其中诗句“我出我车，于彼牧矣”“出车彭彭，旂旐央央”，记述了战车出征的雄壮。而稽古中国古代典籍对于车战场景的描绘，当以《左传·成公二年》记载的齐、晋鞌之战最为生动。

公元前589年，齐与晋在齐境“鞌”地（今山东济南）爆发一次战斗，晋战车“八百乘”，晋军主帅郤克与解张、郑丘缓三人同乘一辆战车，指挥全军。双方交战后，郤克与解张均被弓箭所伤，血洒沙场，但三人勠力同心，击鼓驱车，将士同心，士气大振，“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一举击溃齐军。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不仅作为重要的军事装备，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诗·小雅·车攻》是西周宣王举行田猎的一首叙事诗，其中诗句“我车既攻，我马既同”“田车既好，四牡孔阜”，高度概括田猎之车马。春秋时期秦人刻诗“吾车”石鼓刻辞“吾车既工，吾马既同”，与《小雅·车攻》句“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之事类同。此外，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车辆同时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亦如《周礼·春官·巾车》“巾车掌公车之政令，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所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其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的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有关情况可参见吴晓筠《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及《左传·成公二年》所记齐、晋鞌之战等中国古代典籍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亦令人心游八极，神思万仞；但是，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我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发现于“殷墟”。

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汤“率兵以伐夏桀”，灭夏，建立商王朝。商王朝初年，建都于“亳”；后又数次迁徙，约在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定都于“殷”。“盘庚迁殷”之后，“殷道复兴”，商王朝进入强盛时期。

对于商王盘庚所迁“殷”之地望，如《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虚”，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洹水出山东，迳殷虚北”所载。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进行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长期累积，即如《竹书纪年》所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曾经繁华如梦。

回顾90余年殷墟考古工作中，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横列，壮观异常（下图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编《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111页。）。凡此种种，为我们首次揭示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工作，我们现在得以目睹：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下图分别采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编《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111页。）。

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是当时的“战车”。

20世纪初年，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一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为罗振玉所收（下图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古代中国——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11月，142页。）。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的战车亦用于田猎，与《诗·小雅·车攻》“田车既好，四牡孔阜”所述西周宣王乘车举行田猎事类相同。

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省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省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我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今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距今约5500年，遗址内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凡此均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林沄《关于青桐弓形器的若干问题》《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2月，251-261页；林沄《青铜挂疆钩补说》《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2007年12月科学出版社，103-109页；林沄《再论挂疆钩》《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2月，302-310页；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2月，262-288页；林沄《对南山根M102出土刻纹古板的一些看法》《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2月，296-301页；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11月第1版，1-75页；郭静云《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184-204页；龚缨晏《车子的演进与传播——兼论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3期2003年5月，21-31页；韩国才《马的起源驯化、种质资源与产业模式》，《生物学通报》2014年第49卷第2期，1-3页；翟德芳《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95-106页；杨建华《辛塔什塔：欧亚草原早起城市化过程的终结》《边疆考古研究》第5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216-226页。

图四采自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381页。）。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而且，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可见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的生动场景。凡此种种，均是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本段文字主要参考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381-387页。）。

如果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我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便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均使用青铜车马器具，由此可知，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经验不断积累、改进、完善的重要体现。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连带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符合对目前考古发现的解读。

另一方面，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引入、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均进行改造、加大，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从而将其用作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极致，各个方面均已远超前者。西周时期的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加以改进，是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所发布：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正是这种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代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准的青铜铸造“炉火纯青”，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这一时期的汉字已经具备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处于成熟阶段。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