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不仅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而且在古代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彼此交流较多，起源于中国的制瓷技术和中国产的瓷器在中国本土以外的生产与使用也最早出现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它们是中国瓷器走向世界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文化影响的开始。

陶瓷始出国门

4世纪末5世纪初，约为日本古坟时代，朝鲜半岛东渡日本的陶工便带去了灰色硬陶技术，这一技术源自中国江南地区的印纹硬陶，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日本称作“须惠器”。

5世纪后，中国陶瓷便已输往日本和朝鲜半岛。早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百济就与汉晋王朝素有往来，目前所见的考古出土实物为韩国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二号墓出土的晋代越窑青瓷羊形器和百济武宁王陵出土的南朝青瓷黑釉瓷。此地区出土的六朝陶瓷遗迹已达10余处。而日本目前出土最早的中国陶瓷为九州长崎县壹岐双六古坟遗址的北朝白釉绿彩连珠纹碗和奈良石上神社出土的绿釉连珠纹碗。

唐风东渐福惠百代

中国唐三彩 资料图片

7—8世纪，是日本全面吸收唐文化的时期，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社会各方面无不充满着浓郁的唐风。日本正仓院收藏有众多唐代以来延续至今且流传有序的珍贵宝物,堪称“唐代文物的地上宝库”。在作为贸易登陆地的日本福冈县和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平城京（今奈良）和京都多处遗址中出土了数十件中国唐三彩和绞胎陶器。遗址性质多为都城官衙、寺院和祭祀址，说明器物的使用等级较高。器物类型陶枕数量居首位，兼有盘、碗、盒、砚台、佣等。8世纪日本在陶瓷方面对于中国的模仿最好的当属平城京周边为仿制唐三彩应运而生的奈良三彩。虽与唐三彩在胎质、釉色和施釉技法上均有区别，但奈良三彩作为最初成功模仿中国的陶器在日本本土也得到珍视。因日本奈良县东大寺的正仓院藏有57件日本国产三彩釉陶器，故奈良三彩又被称作“正仓院三彩”。

日本奈良三彩 资料图片

日本九州福冈县的鸿胪馆于奈良到平安时代作为古代外交迎宾馆以接纳来自新罗、唐和日本使节及无数的僧侣、客商。或许正是这一性质致使此处出土有中国及朝鲜半岛的不同品种陶瓷器。8世纪后期到11世纪中期（约同中国唐、五代、北宋早期）的四个世纪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九州和近畿（平安京）地区出土了中国越窑系青瓷、邢窑、定窑的白瓷以及磁州窑白釉黑彩瓷、景德镇青白瓷和福建的天目茶碗等。作为日本绿釉瓷生产中心的猿投窑在10世纪生产的绿釉陶器，其器形和品种被广泛认为是受到了中国越窑青瓷的影响。不管是施釉还是无釉，许多罐、瓶、碗、钵等与越窑器形均保持一致，且兼刻越窑同元素的暗花花纹。尤其是以当地的陶器生产技术模仿来自中国越窑的玉璧底，更反映着中国瓷器在日本的影响。

与此同时越窑制瓷技术也于唐代传入朝鲜半岛，时任青海镇大使的张保皋从中国浙江地区将越窑制瓷匠人掠入朝鲜半岛，约于9世纪末朝鲜半岛开始生产的高丽青瓷带有浓重的越窑青瓷特点，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发现的玉璧底青瓷碗，在器形、烧造方法和匣钵上都与越窑系玉璧底青瓷碗极为相似，肉眼很难辨认。所以，我们既可以说高丽青瓷是越窑瓷器移地生产的结果，也可以归入越窑系。或许是因为越窑制瓷技术的直接传入，朝鲜半岛生产的玉璧底系青瓷区别于日本猿投窑对于越窑系青瓷器物外形的间接模仿，胎土、釉料、釉色等方面均与中国越窑系青瓷更为接近，学术界称这种高丽青瓷为素青瓷。

自此开始，高丽的青瓷器技术不断进步，在越窑技术的基础上开始模仿耀州窑、汝窑等同时期中国名窑场的技术和器物造型，不仅模仿越窑秘色烧造了“高丽翡色”、以汝窑为原本生产出了狮子型盖的青瓷香炉等名品，还受珍珠地划花技术等的影响独创出了镶嵌青瓷，成为高丽青瓷的特色之一。到南宋时期“高丽秘色”青瓷被称为天下第一。

12世纪早期日本九州的贸易港口众多，太宰府、平安京等地也出土有中国南方白瓷、景德镇青白瓷、定窑白瓷、磁州窑白釉黑瓷、耀州窑（或为广西西村窑）、福建黑釉盏等。12世纪中期至14世纪则有龙泉窑及同安窑系青瓷、福建黑釉盏出土。龙泉窑此时的出土情况呈现数量大、范围广的特点，占所出土中国陶瓷器总数的50%。

同时入南宋求法的日本高僧究其佛法之余亦学习了中国种茶、制茶的技术及茶宴礼仪，归国后在日本广泛传播，致日本在茶具、茶道等茶文化方面都有较大改进。日本镰仓时代禅僧入宋修行时由中国浙江天目山一带寺院带回的一类黑釉瓷茶盏在日本此后的茶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传世宋代建盏名品曜变中前三甲和最好的油滴名品全藏于日本，毫无疑问这是日本学习宋代茶道的结果。受此影响，在12世纪末，日本濑户窑继承了猿投窑灰釉技术，经过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逐渐成为日本生产最上乘陶瓷器的产地，可以模仿中国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福建青瓷、白瓷和黑釉瓷，产品在日本全境流通。被尊为日本“陶祖”之称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在中国习得黑釉瓷制作技术归国后成功烧制出“濑户天目”，便是模仿了中国茶洋窑、建窑等天目盏的造型及胎釉纹饰。

中国景德镇青白瓷瓜棱瓶（宋代）资料图片